为政府建言，不唯上，不媚俗，常显特立独行的风格

　　本刊记者 李鹭芸

　　在在北京师范大学一栋老式公寓楼里，有这样一套住宅：除了厨房，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专业书籍，以及一叠叠打印的资料。这套房子被一些知情者喻为“思想和智慧的‘生产车间’”，而吴敬琏就是这个“生产车间的工人”。

　　天天都是工作日

　　一见吴敬琏，明显看出这位77岁的睿智老者唇色泛紫，与脸色有些不协调。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心脏不好造成的。吴敬琏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还在北大、中国社科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兼有课程，有时一星期连上四五天课，每天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有好几次都因为劳累过度，被直接从讲台上送往医院。

　　但吴敬琏的精神状态却好得出奇。“他每天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每一天都调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去投入繁重的工作。”他的助手告诉记者说：“吴老师一年365天，天天都是他的工作日，经常要工作到午夜，就连我这个比他小46岁的年轻人，都跟不上他的工作节奏。”辛勤工作使吴敬琏在经济理论研究和中国改革探索方面的成果日益丰硕。他是我国唯一连续5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芳经济科学奖”的学者，是我国首届“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获奖人之一，也是我国乃至亚洲唯一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的学者。

　　当记者将吴敬琏称为“政府智囊”时，他的助手却认为将其视为一位学者更恰当一些。“他只是根据长期的理论研究及深入调研之后，对政府提出了一些有价值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吴敬琏办公室电话是公开的，他随时欢迎别人打电话向他反映问题和探讨学术。他的邮箱平均每天都有上百封邮件，他的助手都会按他的嘱咐一一回复，并将反映重要问题的信件定期转交给全国政协有关部门。熟悉他的人说，他的社会责任感已经细化到在工作中的每一环节里了。

　　记者此前多次联系专访吴敬琏都没有成功。他的夫人解释说：“他每周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一年有几百个课时，还有课题研究，还要外出调研。几乎没有时间在家，有时候晚上忙得都要在办公室里睡觉，更不用说有时间在家吃饭了。即便回到家，也是非常忙，我连插句话都难，很多事情只能在吃饭时谈。”

　　“五七”干校巧遇良师益友

　　1929年，吴敬琏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书香门第。母亲邓季惺是当时著名的报业家、社会活动家。

　　少年时代的吴敬琏，喜欢理工科。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发现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在旧的社会制度下振兴祖国举步维艰。直到新中国成立，吴敬琏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高潮即将到来，方才下定决心学经济。事隔多年后，吴敬琏这样回忆：“革命救国这个政治环境已经实现了，要做点什么事呢，那就是做经济建设，所以我就选学经济。”

　　没有等到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无情地打破了吴敬琏探求经济学的梦想。那个年代，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被视为“崇洋媚外”，学习苏联经济学理论又被诬蔑为“里通外国”，整个经济学领域一片荒漠。吴敬琏也因为议论过康生，被扣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并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发配”到河南信阳，在“五七”干校里接受劳动改造。

　　但正是这段经历，使吴敬琏遇到了一位良师益友——顾准。这是一位他非常尊重和佩服的人。早在1956年，顾准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改革开放后，吴敬琏较早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观点，跟当初受顾准影响不无关系。

　　参与市场经济“大争论”

　　1983年，年逾半百的吴敬琏，只身远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客座研究。在那里，吴敬琏这位在国内经济学界已初具影响力的教授，从本科生的基础课学起，系统而全面地研读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此时，国家已经开始推进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理论界也展开对计划和市场两者关系的探讨，一些思想观念保守的人认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在大洋彼岸的吴敬琏，已对现代市场经济概念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从那时开始，他始终坚信：真正的改革应当是市场取向的，即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到后来，在国家的政策蓝图和大政方针中，吴敬琏的这一观点多次被体现，而且也得到了现实的验证。

　　中国经济改革进入90年代后，理论界又掀起了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论战，吴敬琏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市场化”的立场和观点，一些与他观点相左的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吴市场”。这场争论最终以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宣告结束，中国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市场经济之路。

　　直到目前，国家的改革依然锁定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轨道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也明确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看到自己信奉并追随一生的“市场经济”之树，在中国不断开花散叶，并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吴敬琏振奋不已。

　　站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潮头

　　吴敬琏说他“最不忍受的是经过自己的分析论证，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有些人却不知道这些，政策制定部门也没有意识到。”当社会上出现了对经济发展起消极作用的言论和现象时，他总会挺身而出。吴敬琏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做，“这并不是要左右什么政策，而是提供可参考的观点和建议”。

　　在近两年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大争论中，面对一些学者和地方政府提出的“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产业结构重型化”的观点和政策取向时，吴敬琏对此表示怀疑，在经过长达一年多、参阅大量国内外现代发展经济学资料之后，他提出和证明了世界现代工业化国家所谓的“重化工业阶段”是不存在的，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根据我国资源条件和环境承受能力，只有依靠技术进步，转变增长模式、尽快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才是顺利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当时，理论界“重化工业阶段论”一边倒，吴敬琏的这种观点很难被肯定。但他并不放弃，在每一次会议、讲座和调研时，都在阐明自己的观点。直到最近一两年，吴敬琏的观点逐步被学界、政界和企业界所认可。去年，吴敬琏被确定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他的观点在“十一五”规划的起草和修改中得到了体现。

　　吴敬琏有一句名言：“我虽然浑身都是病，却还有一颗火热的心。”他的助手对此非常理解：“目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如果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大的波动和问题，要在短期内消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的成本会很高。一旦走晚一步或走错一步，实现赶超的难度就会加大。正是吴老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不断地研究、不停地工作和适时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