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的改革所以大大落后于其他国有银行,除了更多地牵扯到历史旧账的划分与冲销,更面临着其他银行所没有的困惑: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我们又一次听闻了农行股改的消息。
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理论与实践俱可证明,由于存在显而易见的负外部性(经济学中将经济主体给他人造成的成本问题称为“负外部性”),在银行领域,寄希望于增量式改革以促进存量部分绩效提升的想法往往是靠不住的。换句话说,如果一家占有本国12%银行资产的金融机构效率低下,很难想象,此机构身处的金融环境却是健康有序的。
不过,关于农行股改的议论由来已久,坊间盛传各类版本之多,已经多少有些“狼来了”的味道。
据说,就在农行今年的年中会议上,其业务发展重点被确定为“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此外,一向争论不休的分拆改制还是整体改制,似乎也已有了定论。有专家认为,在农行股改进程中,业务定位、改革路径以及谁来买单这三个关键问题中的前两个,已经得到明确和认可。
很有可能,这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判断。一直以来,作为国有银行中员工人数最多、网点分布最广、政策负担最重、资产质量最差、功能定位最含糊的一家,农行的改革所以大大落后于其他国有银行,除了更多地牵扯到历史旧账的划分与冲销,更面临着其他银行所没有的困惑: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在大的思路层面,“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是早就确立下来的目标,因此,对于农行以外的国有银行来说,所欠缺的只是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这一点。但农行改革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大多数语境下,它又总是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渊源深厚。
所谓定位、方向、目标,首先应该具备可操作性。以往国有银行效率低下的很大原因,在于其职能多样、职能错位。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所有者,与生俱来的“公共利益”考量明显矛盾于银行作为企业的经济性和效率性目标,从而造成实践中前者替代后者,甚至为实现前者而牺牲后者的情况的出现。而职能错位现象的发生,最终又因微观基础与宏观目标间的不匹配而引发更大的损失。
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业务的萎缩,本就是个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强制性”地构筑起一家服务于“三农”的“商业银行”,是否有悖于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原则,至少是个存疑颇多的命题。期待中的农村经济与农业银行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之良性互动,到底会不会再次演化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排挤、相互挤占之恶性循环,似乎也没有什么制度层面的新发明、新设计,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归根结底,这仍然体现出国企改革最难以厘清的困顿:由于国有产权委托人在职能上的二重性,国有产权管理的目标往往不会仅仅考虑经济目标,其它诸如社会福利、公平、稳定与安全等都是国有产权委托人的决策目标。因此,这就很容易又会陷入到政府行政是否高效以及政企能否分开等“死结”中去——只不过,在农行这家“特殊”的企业中,多重目标多种方向尤其难以掰扯清楚。
可以预见,农行股改实质启动后,潜在股东将会因此望而生畏,当然,若换用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倒也未必不会逼使改革进入合理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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