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卫界委员为医改开处方

　　　■本报记者程武

　　在3月7日上午的医疗卫生界政协委员的联组讨论会上，委员们纷纷发言，为即将开展的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献言献策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看病贵”无疑是由于医生总是尽量让病人多做检查、给病人多开药引起的，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实现降低患者的医药费？

　　栾文民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医生让病人多花钱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有创收的任务，他们的收入也是和他们给医院创造的收入挂钩的。

　　黄峻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应该还医院公立公益的本来面目，让所有国营医院都成为非营利性服务机构。做法上可以采取医院“收支两条线”，医院的所有设备采购、基本建设、医护人员工资费用均由国家投入，医院的所有收入上缴国家。

　　记者：通过扶助社区医院来改变老百姓“看病难”问题，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那么，如何加强我国社区医院的建设呢？

　　钟南山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目前一些社区医院已经有了比较不错的医疗设施和设备，但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老百姓就医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我国社区医疗人才的缺失。国家应该对全科医学和预防医学人才实行定向培养机制，以合同的形式保证这些全科医学人才毕业后能够进入基层的社区医院为百姓服务。

　　记者：药价虚高是这些年来老百姓反应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把药价真正降下来是所有百姓的希望，你们有什么好的对策？

　　张忠辉委员（北京医院原副院长）：药品虚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据统计，药价当中60％部分都是由流通环节加上去的。我建议建立药品专营制度，类似我国的烟草专营专卖，并逐步建立由厂家直销医院。

　　龙致贤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我国还应该改进药品审批管理体制，遏制一药多名、一药多号的格局。2006年，我国新批药品6500多种，而真正的新药只有几十种，大部分仿制品都通过换名换号变相涨价。（8J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