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失衡的中国--政府管理成了最短木板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全社会都应该清楚，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失衡，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是造成诸多问题的根源，政府今天要用右手去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它昨天自己用左手造成的。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

　　学者的责任是做一只“牛虻”，即基于学理促进公共政策更臻完善。从这个立场出发，笔者想从“失衡的中国”这个角度进一步探讨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的根本出路，并以此来评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从报告看，今天的政府越来越像个“大善人”，要像千手观音那样去缝补失衡中国，使之恢复平衡。这里面，有些“手”政府是必须伸的。比如，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去调控经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再比如，“更加重视节能环保工作”，完善节能降耗、污染减排政策，普遍建立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因为环境保护具有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无法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达致平衡。

　　但另外一些“手”则不是政府非要去伸的，或者还可以探求更好的办法。比如，“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 ”，结构调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几乎年年都要讲，时间久了只能让人想到政府其实缺乏能力去解决，结构升级也罢，自主创新也罢，推动的力量应该主要来自市场，主体也应该是企业，而不应该是政府。“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努力攻克一批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关键技术，依托重点工程推进重大装备自主化建设，力争在重点优势领域取得突破”这样的提法值得怀疑，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近年来的汉芯事件的教训都证明，政府花钱搞科技攻关不仅效果很差，还容易导致腐败。此外，世界各国的经历表明，大多数产业政策都不成功，有时反而导致了更多问题。中国“产业政策”干预经济的效果能更好吗？

　　最关键的，政府应该追究那些事情的源头，从根本上治理，而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报告花了很大篇幅谈“三农问题”，又花了很长篇幅谈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但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却是政府的权力太大，民众权力太少，弱势者权力最小。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改善民生，而是增进民权，也就是变革权力结构，就像阿马蒂亚·森所讲的，给民众更多的自由意味着实现更好的发展，而未必非要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所谓公平分配。

　　从这样的角度，笔者十分赞赏报告中对 “政府工作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政府自身建设存在一些问题”的检讨，这在各届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是罕见的坦诚，尤其赞赏报告所提出的观点“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这样的论述，才真正抓住了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最大的失衡是导致目前许多失衡的根源。

　　比如说，为什么目前中国的消费与投资、外贸失衡？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然而，背后却有其政治体制的因素。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曾谈到“十五计划”期间，中国GDP 增长了57.3％、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58.3％，农村居民纯收入只增长了29.2％，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1.36倍。很显然，此间政府收入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大大落后于GDP增长，更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今年的报告进一步坦承财政收入的超收现象）。可见，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太强，强制性收入增长太快，才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从而内需不足以及中国企业被迫通过外贸来解决市场出路。

　　至于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这些问题近年来被批评为市场化的失败，其实是政府在住房、教育以及医疗资源（市场性的与公共性的）供给上的不足，其背后则是公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不足，也就是说是民权不足才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足。

　　在所有的弱势群体中农民最穷，则是因为农民离权力的中心最远。试问，农民如果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权力，“三农问题”还会如此严重吗？所以，与其说农民太穷，不如说农民太缺乏权力。与其给农民减税，不如给农民更多的自治权力。

　　今日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正与权力结构的高度不平衡相关。笔者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有权必有钱的怪圈”：以权力为中心，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2000年以来，财富增长最快的三个群体就是权力者及其亲属、权力法定的国有垄断部门群体、与权力结盟的资本代表（如房地产商）。

　　权力配置的失衡导致一些人所得是另一些人所失的“零和效应”，由此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关键。最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计算了2004年的双轨价差，结果发现比以前有过之无不及。2004年，以公共权力为背景，双轨价差总额高达4.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5倍。其中，地价差导致租金为5285亿元， 垄断行业垄断租金合计为2125亿元，国有资产流失为715.49亿元，腐败租金为200亿元左右。据此估算，权力垄断与权力腐败的租金额加总为惊人的8325.49亿元，占当年GDP的5.2%，相当于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55.1%！

　　如果没有新双轨制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中国2004年基尼系数应是0.3797，然而腐败和管制使得基尼系数迅速恶化为0.465，贫富差距冲上国际警戒线。这表明，虽然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表面上在加快，但权力导致的寻租空间亦在同步加剧。这意味着，中国的一切失衡根源正是权力的失衡。这意味着，如果不改革权力，那么就连改革其实也是失衡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出现了不平衡，市场化＋传统政治体制的组合已经越来越不能让中国健康地往前走了。

　　撇开经济不平衡，就连社会的不和谐也来自权力的失范。据公安部拿出的数字，群体性事件10年间增加了6倍多，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组织化倾向明显。如果正常的权力渠道能够提供争端解决机制，这样的群体性事件还会如此高发吗？

　　生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也是因为权力的作祟：地方官员的参与导致小煤矿等安全事故难以解决。

　　房地产的失衡更与权力的扭曲有关。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发展本地经济以及扩张本地财政的积极性，却缺乏相应的来自公众的权力制约和监督，这导致地方政府权力在房地产领域与资本的联盟，住房掠夺性发展快，住房保障建设慢，地方官员公然对抗中央房地产调控。

　　失衡的中国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政府工作报告大量的篇幅其实是在致力于解决失衡。然而，一般性的措施很难解决问题。不仅如此，许多失衡问题在付出艰辛的解决努力后，甚至会扯出更深层次的失衡来。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都应该清楚，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失衡，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是造成诸多问题的根源，政府今天要用右手去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它昨天自己用左手造成的。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那样，“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说到底，中国好比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木桶，除非能够持续地补上短板，否则，能够装的水恐怕永远都不能让人满意。而今天，政治体制与政府管理就是最短的那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