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发展还要特殊到何时？

　　申草 叶檀

　　深发展是家特殊的银行。

　　特殊性之一，2004年5月，美国私募投资基金新桥以12亿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14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四家深圳市政府机构手中的34810万股非流通股票，成为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也使深发展成为第一家被外国机构控制的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

与日后外资收购广发与华夏等银行股份的出价相比，新桥的出价非常低。当时的收购历经阻碍，有大股东反对，双方差点对簿公堂，后由政府一力促成。

　　特殊性之二，2006年5月，深发展抛出接近零对价的股改方案，激起投资者的强烈反弹。新桥的单伟建、纽曼等人的解释是，股改是小股东对大股东的掠夺行为；新桥作为基金管理人，必须对基金投资者负责。他们忘了作为深发展的大股东，必须同时对深发展的所有股东负责。新桥得到了深发展，却不想承担深发展的历史。他们倚仗特殊身份试图强行闯关，遭到其流通股股东和证监会的联合抵制，最终其股改方案折戟。

　　特殊性之三，2007年3月，深发展公布2006年年报，净利润大涨319%，少提拨备21%使净利暴增的行为使深发展陷入年报漩涡，一些证券研究机构与金融学者因此发生激烈争论。即使少提拨备是因为深发展不良贷款结构性改善，符合银监会2005年发布的《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法》的拨备需要，但不应该忽视，深发展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升反降的事实。据深发展2005年年报，核心资本充足率为3.71%，而2006年年报为3.68%；而资本充足率仅有微升，从2005年的3.70%到2006年的3.71%。

　　2004年2月，监管层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明确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并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8%的最后达标期限为2007年1月1日。深发展又将面临一次新的特殊待遇，那么所谓资本充足率达标大限也将成为达标无限期。

　　深发展的特殊性是从政府和银行监管部门处获得的，他们遭遇的狙击来自股市，来自保护自身利益的中小流通股股东。市场与市场、利益与利益相撞，也就没有了特殊可言。

　　必须提及新桥的投资基金的身份，获利渠道就是与企业牵手打扮光鲜之后出手赚取差价，也就是说，不论过程是否美妙，新桥与深发展难说会不会是一段露水情缘。

　　新桥的资本路线图因此非常清晰，通过引进GE等合作伙伴，在短时间内补充资本，经过内部改造，将深发展高价脱手。但股改的失败不仅堵住了其再融资的渠道，打乱了新桥的步骤，也使深发展的市场空间大为缩窄，设立分支机构等受到限制、发行次级债也无可能。

　　这两年是金融机构跑马圈地的关键时期，先期进入者正在凭借资金体量，在房贷、个人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企业贷款等领域四处播种，目的是为了收获先到者溢价，这是国际成熟企业的通行做法。深发展不得不为自己在股改中的短视付出代价。

　　如果说新桥凭借自己的特殊性，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给予新桥特殊待遇是为了什么呢？深发展的漂亮年报，证明了给予特殊待遇的前瞻性与必要性。

　　深发展的不良拨备率只要符合规定，就没必要深究，真正应该追问的是由特殊身份而带来的市场不公平。如果没有证券监管与投资者在股改中投票这最后的门槛，深发展还会特殊到什么地步？因此我们应该感谢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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