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不快乐”和孩子们的“很快乐”

　　最近频繁在各地签名售书开讲座的当红人物于丹，据说“有点不快乐”。不快乐的原因比较多。首先是她的两本书被盗版，按她自己的说法，她的同事、丈夫和母亲都在街上被卖盗版书的人“拦过多次”，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告诉她，如果没有盗版，她的两本书“至少能上1000万册”。

　　和于丹不同的是，有关机构调查显示，在提交有效问卷的数千名北京少年儿童中，超过八成的孩子对自己的快乐指数打了高分。翻阅答卷可以发现，75%的孩子“愿意写家庭作业”，64%的孩子对每天早起上学感到“很快乐”。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儿童大多承担着沉重的学业负担，他们的繁忙程度和于丹比起来似乎并不逊色，为什么他们都比于丹快乐呢？难道说，他们比成年人更能承受生活与情绪的负荷吗？又或者，他们从现行教育体制中获得了独特的快乐秘方？

　　尽管不少人都羡慕于丹的名利双收，但于丹的不快乐却是可以理解的。从相关的新闻报道中，的确不难看到，作为一个“暴得大名”的知识分子，于丹确实感受到了走红所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圈里圈外的种种非议和责难不免让她背上精神包袱，连轴转的商业活动会让她体力透支，过于热闹的生活也会让她失去内心的平静，因而，于丹感到“不快乐”、甚至希望大家把她忘掉，很可能是真实而诚恳的。

　　但北京儿童的“很快乐”就有点难以理喻。不错，孩子确实拥有快乐的天性，但爱玩爱闹、眼红嫉妒、不喜欢写作业就不是孩子的天性吗？现在的适龄儿童，天色还没大亮就得起床上学，晚上写作业要一直写到睡觉之前，每个学期都要面对众多的测验、考试和排名，周末和假日还要参加各种特长班和兴趣班。不排除他们中一部分人能从学习中感受到一些乐趣，但从常理推断，在如此繁重的学业负担之下，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快乐，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成年人他们不快乐，但偏偏他们给出的答卷不是这样。例如，在回答“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时，只有13%的孩子选择“玩的时间多一些，学习的时间再少一些”，更多的孩子都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颇有点“忘我”的味道。这些有些似是而非的应对，这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圆熟措辞，这种从教育而得的“装乖答案”，反倒衬托出于丹的直率坦白。

　　于丹承认自己不快乐，这是值得尊敬的，一些孩子佯装自己“很高兴”却让人不安。成年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难免说一些策略性的谎言以维持形象，就像某些港台歌星打死也不承认已婚一样。但孩子们不说真话的原因显然更复杂，也许是因为早熟，也许是有顾虑，更有可能他们早就习惯了隐藏真实想法，只让老师和家长看到所谓的“正确答案”。要想了解他们的确切感受，大概只有从他们的私下交流、甚至只有从“痞子童谣”那样的极端“讲述”中去寻找踪迹。

　　这些年来，整个社会一再拷问教育的利弊成败，但反思的焦点更多集中在培养人才的机制上，有意无意就忽略了人格的养成和个性的发育。即使是谈到素质教育，人们也多半将之理解为兴趣爱好的培养，于是弹琴唱歌画画又成为孩子们的额外负担。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鼓励孩子说真话、表真心、动真情的内容比较少，思维定式和措辞格式倒是禁锢着儿童的思想发育，他们的作业和日记中也往往充斥着老气横秋的套话和空话。在反复呈现“装乖答案”的同时，孩子们也因为不能真实表达内心感受而表现出早熟，甚至出现性格的扭曲。看到那么多用快乐“模版”印出来的灵魂，我们无法不意识到教育的失败。

　　一首流行歌曲用机械而浪漫的声音自问自答：“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当这样的旋律一再重复的时候，人们很可能信以为真，闭眼不看幼小心灵中沉淀的烦恼。但是，社会现实毕竟不是歌词，无法被简约和美化，我们早晚会看到“装乖答案”背后所隐藏的事实和真相，早晚会懂得真话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早晚会意识到必须从文化层面对我们的教育进行改良。只有当孩子像于丹一样敢于喊出“不快乐”，不可思议的集体早熟和集体圆滑才有希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