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3917亿投资新农村

　　3917亿，投资 新农村

　　文/本刊记者 袁宏明

　　中国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1/5的人口，被视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现在，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有可能创造另一个更伟大的奇迹：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

　　这很可能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挑战。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在一些专家看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信号。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基本上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轨迹向前推进，发展到现阶段更加强调社会公平。“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确定的这个大思路，如今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5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并正在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新的投资者。但在这个大背景下，“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入世后，食品进口的增加对中国农产品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分散经营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政府补贴”的国外对手相比，是一种很不对称的竞争关系。

　　在经济学家看来，“三农”问题源于“4个比重”持续下降：农业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下降，农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仅“十五”期间用于“三农”的财政资金就高达1.13 万亿元，每年以17%的速度递增。

　　2006 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预算支出达到3397亿元。2007年，中央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达到3917亿元，比上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

　　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公共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无疑都为农村地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投资基础。

　　摆在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分散的农户生产方式如何向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变？在此基础上，如何重新构建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构成农业生产力的各项要素如何平稳合理地重新配置？显然，由于国家、地区之间的客观差异，对这些核心问题的回答，也许并不存在一套标准答案。

　　必须指出的是，不应该把8亿农民看作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包袱或障碍。在广大农民中间，蕴藏着惊人的创造潜力。不管是1978年底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实验，还是如今的华西村、南街村等一批现代化新农村，都是中国农民创造力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动反映。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如何彻底激发农民的创造潜能，也许是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的一把关键钥匙。

　　在新著《中国崛起之路》中，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胡鞍钢新闻,胡鞍钢说吧)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胡鞍钢认为，根本途径是加速城市化。这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涉及10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

　　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将如何推动解决“三农”问题？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如何把握大局和方向？为此，《中国投资》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杜鹰(杜鹰新闻,杜鹰说吧)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马晓河(马晓河新闻,马晓河说吧)副院长，两位领导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权威解读了新农村建设投资大计、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等重要问题。《中国投资》的记者还深入北京、四川、浙江农村，细致解剖新农村建设典型案例。

　　杜鹰(杜鹰新闻,杜鹰说吧)谈新农村建设投资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

　　杜鹰副主任接受《中国投资》专访，系统阐述新农村建设投资问题，并就有关重大制度设计发表观点

　　《中国投资》：尊敬的杜主任，请您谈一下，“十一五”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思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杜鹰：“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而“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形势和特点。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为“十一五”时期加快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近两年的中央1号文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进行了系统部署。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两个中央1号文件的内容，可以进一步明确“十一五”时期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

　　一是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要超越农业和农村的层次，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把农业生产放到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循环中，把农村发展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统筹考虑。从“十一五”开始，要逐步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包括财政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对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以及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机制等。

　　二是通过明显改善农村的整体面貌解决“三农”问题。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农村始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建设好农民的家园，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同时，也要把新农村建设好。要加强农村道路、通信、电网、饮用水、沼气、垃圾收集处理等生活设施建设，通过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国家的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农村的落后面貌。

　　三是通过扩大公共服务覆盖农村的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要逐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的问题，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逐步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公平地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十一五”期间要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扶贫减贫力度，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是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生产力来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为此，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创新农村体制机制，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从中央所明确的新农村建设的范围、内容和措施来看，基本上涵盖了上述思路所蕴含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和重大举措。

　　《中国投资》：2007年，中央政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将有多大规模？明确了哪些投入重点？

　　杜鹰：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当前要在“多予”上下功夫。

　　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预算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917亿元，比2006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按照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三个继续高于”的要求，即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安排上，切实做到向“三农”倾斜，积极争取总量上有所增加，结构上有所优化，让老百姓切切实实能够受益。这几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安排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投资都保持较高水平，2001年用于农村建设的投资大概占全委安排的预算内投资和国债投资总量的35%，2007大约占48%，所占比重逐年提高。

　　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还要明确重点，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农村建设投资达600多亿元，将重点投向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现代农业建设。一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继续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加快建设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大对大型灌区节水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投入力度等；二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和布局，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继续实施种子工程、禽畜水产良种工程、动植物保护工程、沃土工程以及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小城镇经济综合开发示范项目等，加快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工程。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一是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十一五”期间国家将投资1000亿元，逐步做到中部、东部地区油路到村，西部地区油路到乡，有条件的到村；二是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去年中央安排投资60亿元，解决了2897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今年要继续加大力度，计划安排中央投资64亿元，再解决3200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十一五”期间全国解决1.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三是建设农村沼气。重点向退耕还林地区倾斜，去年中央安排了25亿元，全国新建沼气池450万口，今年要继续努力，再安排中央投资25亿元以上，计划全国新增农村沼气用户500万户；四是加强农村电力设施建设。继续在中西部地区完善农村电网，最终确保实现城乡同网同价，另外还要抓紧解决全国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一是着力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安排100亿元用于农村初中学校改造，安排100亿元发展职业教育，同时继续实施西部地区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二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以乡镇卫生院的改造为主，完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同时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三是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继续安排了广播电视“村村通”、村级活动场所的建设项目，同时将适时开展乡镇文化站的建设。

　　继续支持生态建设。继续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重点地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退耕还林地区基本口粮田试点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以及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工程建设等，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投资》：如何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杜鹰：新农村建设投入既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又存在资金分散、衔接不够、效率不高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2004年以来的4个中央１号文件都对整合政府支农投资提出了明确要求。近几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支农投资整合工作：一是会同财政部、科技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和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在深入地方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整合政府支农投资的意见和建议的报告，提出了整合政府支农投资的基本原则和思路，国务院已批复同意；二是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县级政府支农投资整合工作的指导性意见，明确了投资整合的工作目标、原则和步骤，推动县级投资整合稳步推进﹔三是在全国26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确定了50个整合政府支农投资试点县（市），积极探索投资整合的有效途径；四是编制完成了2006年政府支农投资指南（试编），明确了2006年农林水利气象投资项目的安排原则、总体布局、建设内容和管理要求，并向社会公布。

　　中发［2007］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抓紧建立支农投资规划、计划衔接和部门信息沟通工作机制，完善投入管理办法，集中用于重点地区、重点项目，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按照这一要求，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重点要开展以下4项工作：一是着手研究建立支农投资规划、计划衔接和部门信息沟通工作机制，在工作机制框架下，建立部门间规划会签制度及年度计划相互抄报制度，适时研究建立涉农投资网上信息交流制度；二是继续编制2007年政府支农投资指南，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三是切实加强对整合支农投资试点县（市）的工作指导和支持；四是进一步完善涉农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管理程序，改进支持方式，提高支持效率。

　　《中国投资》：在制度设计层面，如何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杜鹰：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注意调动好、引导好、保护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切实发挥广大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主体地位的作用。应当看到，开展新农村建设，亿万农民既是受益主体，又是主力军。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引导和组织广大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用辛勤的劳动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改变落后面貌，建设和谐农村。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增加投入，大力发展生产，培育农村新产业，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壮大农村经济实力，提高收入水平，确保新农村建设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要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和监督权，切实保障农民权益，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实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围绕农民需求进行谋划，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确定建设重点和优先顺序，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产生活设施问题，坚持把国家支持和农民投工投劳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和完善政府支持方式，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在坚持群众自愿、民主决策的前提下，国家通过以奖代补、项目补助、贴息等方式，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既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新农村建设，又引导农民对工程建设进行投工投劳。要改革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明晰工程产权，落实管护责任，确保发挥效益。

　　《中国投资》：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养一批新型农民？

　　杜鹰：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目前在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6.7%，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相对偏低的农民素质，制约了先进技术和装备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制约了农村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制约了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可以说，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既是保障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的需要，也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今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对农民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扩大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规模，组织实施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二是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阳光工程实施力度，加强对农民的专业技工培训工作，同时做好农民工就业的公共服务工作，妥善解决农民工的子女上学、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障等问题，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三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同时加快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步伐；四是建立农村基层干部、农村教师、乡村医生、计划生育工作者、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服务人员的培训制度，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中国投资》：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管好用好涉农投资？

　　杜鹰：近两年，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加之这些涉农资金覆盖千家万户，单位投资规模较小，资金管理难度较大，对管好用好涉农资金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认识到，管好用好支农投资，是充分发挥支农资金使用效益、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除前面提到的稳步推进支农投资整合工作外，要管好用好国家支农投资，还必须做好以下3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规划指导。特别是县一级政府都要制定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规划，今后国家安排所有的新农村建设项目，都要按规划走，按规划安排项目，按项目安排资金，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性。二是完善投资项目管理制度。要从完善管理办法入手，对现有支农投资项目和资金管理制度进行梳理，加强各项管理制度的衔接，强化薄弱环节，将支农资金管理的各环节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层次清晰、分工明确、覆盖全面的支农投资管理制度体系。三是强化资金监管。针对支农资金管理的薄弱环节、领域和地区，逐步形成对支农资金的分配、管理、使用的全程监控，确保支农资金安全有效使用。财政、审计、稽察和纪检部门，要加大查处力度，发现问题严肃处理。要逐步建立支农资金使用跟踪问效制度。

　　新农村建设不能急于求成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马晓河(马晓河新闻,马晓河说吧)副院长

　　文/本刊记者 袁宏明

　　《中国投资》：请问新农村建设与以往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有哪些大的突破？如何科学理解新农村建设？

　　马晓河：中央一直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

　　新农村建设的概念内涵是什么？这是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有的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是国家要放弃以往的“三农”政策，另起炉灶实行新的“三农”政策。实际不是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综合概念，它不但继承和涵盖了以往国家在“三农”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赋予其新时期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概念，需要从“新”和“建”两个方面来把握，“新”是关键，“建”是重点。“新”体现在新背景、新理念和5个新方面。新背景，就是我国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所处的环境大背景不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从人均GDP、产业结构、公共财政能力和城市化水平等方面，都具备了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条件；新理念，就是这次新农村建设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它强调的既是物质与精神、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强调的是节约型和可持续性的发展。5个新，就是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我国农村形成5个新，即新农民、新产业、新组织、新设施、新风貌。

　　“建”是重点，体现在新农村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一个综合的、完整的概念。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的理解，新农村建设既包括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也包括了农村产业能力的建设；既包括了村容村貌环境整治，也包括了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经过多年的重点建设，最终要使我国农村建设生产力得到明显发展，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社会公共事业得到明显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明显推进。

　　《中国投资》：如何匡算新农村建设所需的资金规模？

　　马晓河：当前新农村建设中首要的政策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根据去年10月我们对江西赣州市、四川泸州市、宁夏吴中市和贵州麻江县等25个村的调查，我国要开展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按照一定标准要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燃料）、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并对农村厕所、厨房、圈舍、中小学校舍和卫生所进行改造，另外在农村建设必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和垃圾处理场所，扣除掉已经建设完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大约为1700元到4900元，其中贫困山区、丘陵和一般地区投资需求较大，而城市近郊投资需要较低，中西部地区平均每户8265元，其中农民希望政府补助资金比例为50.3%，补助金额4158元。按照此标准数测算，全国完成上述“六通、五改、两建设”（“六通”即通路、通水、通气（燃料）、通电、通讯、通广播电视，“五改”即改厕、改厨、改圈舍、改校舍、改卫生所；“两建”即建公共活动场所、建集中垃圾处理站），共需要总投资约为2.05万亿元；若以上述同样比例分配，政府投资额度为1.03万亿元，农民自筹部分为 1.02万亿元；其中，中西部地区需要投资1.26万亿元，意味着需要政府投资6330亿元，农民自筹资金6270亿元。

　　应该看到，2.05万亿投资主要用于农民生活，还有很大一块是保障粮食安全需要1万亿，总体算下来，新农村建设大约需要3.05万亿。

　　《中国投资》：中央提出积极建立财政对农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在您看来，应该构建一个怎样的新农村投资体系？

　　马晓河：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单靠国家投资是不够的，还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新农村建设投资保障体系。我认为主要分5个方面：

　　第一，中央每年从公共财政中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中央在去年的1号文件中提出“三个高于”；今年1号文件提出“三个继续高于”，“一个主要用于”（即2007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建设用地税费提高的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

　　第二，号召地方政府每年增加公共财政用于农村的投入。

　　第三，国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北京、江西等省份发布了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企业、社会团体、城市个人到农村，可以是一个企业对一个村，一个人对一个项目，甚至是自然人对户，开展新农村建设项目。这样可以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

　　第四，国家支持农村金融机构，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去年底，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组织等，支持各类资本参股、收购、重组现有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

　　第五，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投入会形成很多设施。对这些设施的管理，也构成整个投资体系的一个方面。比如一些地方可以采取承包制、拍卖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管理维护农村固定的基础设施。

　　通过以上周密的制度安排，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体系应该是有所保障的。

　　《中国投资》：中央用于“三农”的3917亿资金将如何分配？主要用来解决哪些重点问题？

　　马晓河：今年，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大约是391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500多亿。除了正常运行的科研事业经费外，这些钱主要用于8个方面：

　　第一，增加农村的水气路电建设费用。发改委提出，今年再解决32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新增500万户农村沼气。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电网进行改造，对西部无电地区进行建设。

　　第二，加大对农村的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粮食补贴、农业综合生产资料补贴力度。这些加起来，大约400亿。

　　第三，在农村建立全覆盖的农村低保制度，需要几十亿。

　　第四，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国家在农业技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农产品加工、农业产业化等方面都安排了专项资金。在农业综合开发方面就安排了约115亿。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劳动力培训、农民工进城打工培训等方面也安排了十几亿元资金。

　　第五，扩大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重点，其中仅免除全国1.5亿农村孩子9年制义务教育学杂费一项大约就是280亿。对贫困农民家庭学生免除书本费、对他们进行寄宿和生活补助也是一大笔钱。国家提出，对农村综合改革政府要进行财政补贴，中央要通过转移支付保障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乡镇管理机构改革等顺利进行。

　　第六，扶贫。我国还有592个贫困县，2000多万人口。目前扶贫处于攻坚阶段，今年国家安排了140多亿扶贫资金。

　　第七，支持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安排了170多亿。在全国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支持农村搞数字化电影放映，建立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馆。

　　第八，农村金融。国家支持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信用社因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开办保值储蓄而多支付保值贴补息给予补贴，今年安排了大约20亿。

　　《中国投资》：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提高投资效率，避免浪费现象？

　　马晓河：新农村建设投资规模庞大，国家如何管理和保障效率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目前，很多地方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总结一下主要有3条：

　　一是整捆打包。新农村建设投资来源渠道比较多，把它们合理地集中到一起，能够做一些大事。

　　二是以物代资，以奖代补。国家不直接给农民钱，而是给砖头、水管等建设物资。农民按照标准修建沼气池、房屋，验收通过后，一次性给予补贴，这样就提高了资金效率。

　　三是吸引农民的参与。国家补助新农村建设的钱怎么花，由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理事会决定，并进行监督。

　　《中国投资》：农村在选择发展第二、三产业时，如何确保在一个高起点和高水平上面，避免落后产业的低水平重复？

　　马晓河：现阶段，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土里种出花来农民收入也不会有很大提高，农民必须向外转移。转移无非有两条：一是向城市转移，二是农村发展大量的二、三产业。

　　在现阶段，农村发展二、三产业，不应重复过去搞乡镇企业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方式。我们去珠三角、长三角、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做过调查，结果发现：不管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都应该采取相对集中的方式，兴办一些集中发展区，有利于节约资源，也利于集中处理污染物。而且，集中起来还能产生集群效应，产生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劳动力的就业。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也要有产业链的思想。在一个园区里发展一些相类似的产业，按照分工方式，上中下游相互关联，这样产业结构就比较合理。

　　农村发展二、三产业，既要注重培育本地产业，也要引进外来产业和企业，共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到因地制宜，不能凭空发展一些过剩产业、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

　　《中国投资》：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地应把握怎样的原则？

　　马晓河：对新农村建设，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经济发展水平量力而行，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新农村建设不能采取一个模式。

　　首先，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是不一样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达地区的道路已经有了，社会保障也有了，但落后地区都还没有。我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解决几个问题：在不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应优先解决“有路走、有学上、有病看、有老养”的问题；发达地区就要解决“有好路走、有好学上、有病看好、养好老”的问题。“有”和“好”的关系，是逐级逐渐推进的。

　　其次，新农村建设不应该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要防止脱离实际、贪大求洋，搞形象工程。新农村非要建设得比城市还好，就没有必要。国内有些地方规划脱离实际值得注意，搞人畜分离、薪材集中堆放，导致农民生活很不方便，形成“上了楼、添了愁、城镇化步伐过了头”的现象。

　　《中国投资》：韩国新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镜子。过去对韩国经验谈得比较多，在您看来，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马晓河：去年7月，我带队去韩国考察过。韩国当年的新村建设，也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模式，由政府去倡导、宣传和推动，这带来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自上而下带有一种行政强制性，强制性地号召一些城市机关单位、学校到农村去，是不合适的。

　　其次，农民茅草房换瓦片、换铁皮时，虽然政府给予一定补助，但农民也要出钱，给农民增加了一定的负担。

　　第三，当时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架桥铺路、水电通气，没有考虑到后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减少后，出现了一些设施的浪费。在城市化加速推进过程中，新农村建设如何与城市化结合起来，人口流动因素一定要考虑。

　　还有一点就是因地制宜。在新农村建设中，对环境改造和房屋改造要保留民族和民俗特色，与自然和谐。不能到中国一看，以为是到了欧洲。

　　四川新农村建设调查

　　3月中旬，《中国投资》记者赶赴四川省都江堰市和广元市农村，采访市委书记、县乡村干部、农业企业家、村民等一系列角色，深入调查采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情况。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10%左右的村初步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2020年30%以上的村达到总体要求，到205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投资》在调查中发现，都江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广元引进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的实践，都使农民得到了很大实惠，农村面貌获得很大改善。其因地制宜的操作思路和办法，对其它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都江堰

　　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拜水都水堰，问道青城山。都江堰，因一座2000多年前兴建的无坝引水生态水利工程而闻名于世。都江堰市地处岷江出山口，“是长江上游和四川盆地的重要生态屏障，是成都平原惟一的水源涵养地。因此，都江堰担负着保护自然生态的重任，发展经济必须寻找新思路。

　　2003年，在都江堰市12次党代会上，以刘俊林为领导的新一届班子提出建设都江堰的总体发展目标，建设“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集约环保工业集中发展区、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把都江堰建成“更具实力、更有魅力和更加和谐的现代化中等城市”。

　　4年来，都江堰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国际都市农业示范区”，荣获“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四川省长寿之乡”等称号。

　　城区景区一体化

　　在都江堰城区，保留了原有的川西风格建筑和街道，还大大发展了整个城区的休闲娱乐设施，让景区和城区的景观融为一体。“景区城区一体化”是这里最大的特色。

　　南桥和内江闸群改造后的廊桥，将内江两岸的啤酒长廊、杨柳河休闲街、天和盛世商业步行街和乔富商业城连接成一片城市休闲区，接纳拜水问道的游客。

　　城区景区一体化的内容还包括完全一致的管理方法。景区的管理严格规范，城市的有差距，城市管理建设风貌都按照景区的要求来做。

　　随着城区和景区的一体化发展，都江堰的旅游经济发展迅猛。2006年，全市接待游客655万人次，景区门票收入1.3亿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9.6亿元，分别比2002年增长49.5％、78.4％、74％，以旅游为龙头的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0.2％。

　　旅游产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商业、餐饮、娱乐、交通等相关产业发展，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成为城乡群众就业和实现增收的主要来源。事实上，全市有高达7万人进入以旅游为主的服务行业。在景区周边的农户，年收入高达20万元。

　　都江堰山、丘、坝俱全，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农业具有很大优势。

　　退耕还林后，都江堰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山区，进行了大量的经济结构调整，变砍树为种树，变农业耕作为三木药材、猕猴桃、冷水鱼等特色农业的培育。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产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同时，通过经济合作组织，推动了市场化、专业化的生产，三木药材、猕猴桃、冷水鱼在品质和生产规模上都有非常成功的提升。

　　按照规划，3年内将完成10万亩猕猴桃基地建设工作。胥家高科技猕猴桃示范园区3年内将形成亚洲一流，集科研、生产、储运、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猕猴桃产业园区。青岛新联水产和投入120万头生猪屠宰线的雨润集团都已经进入都江堰。

　　以虹口乡为例，这里以猕猴桃、三木药材、无公害蔬菜、珍稀冷水鱼和小家禽（畜）养殖为主的生态农业已形成五大产业支柱；以虹口漂流、户外运动、滨河品茶、乡村旅游、农家休闲为特色的生态旅游业已成为川西特色旅游的亮点。2006年全乡年人均纯收入达6000元以上，超过了成都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

　　“三大工程”“三个集中”助推新村建设

　　过去4年，都江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成效显著。交通道路、管网、公共建筑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医疗、卫生、教育、低保、就业、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高原村地处都江堰市虹口乡偏远山区，位于元宝山脚下，是白沙河冲击形成的台地。过去，由于交通闭塞，通讯不畅，村民生产生活极为不便，独具特色的猕猴桃、三木药材（厚朴、黄柏、杜仲）、无公害蔬菜等优质农产品及一流的生态旅游资源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近年来，该村引资和集资70多万元修建了4.5公里的村通水泥路，贯穿全村6个村民小组。这条路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还打开了村里的致富之路。随着道路的修通，虹口乡开展了农家休闲旅游业，引进岷山房产公司，与虹口景区管理局和高原村村委会以参股的形式共同组建高原生态农业观光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合作实施资源的深度开发和产业的深度打造以及公共设施的经营、维护和管理。

　　据介绍，虹口风景区管理局以建成的游赏设施入股，占公司股份的29％，高原村以资源入股，占公司股份的20％，每年包干分红20万元，3年后保底按股分红，股份收益主要用于本村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的后续管理。同时，公司还对高原村公共设施进行统一经营、维护和管理，节省了村委会公共设施管理维护开支。

　　目前，该村正在打通高原村至联合村的森林消防及旅游公路，促进资源的保护和有序开发；采取BT模式（建设—转让），筹资500余万元修建了长120米、宽8米的高原大桥及两岸配套公路655米，解决了制约全乡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和该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

　　“应该保持传统的农村形态，让未来的人看看。但是农民要走。”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指出，在工业集中的同时，都江堰还进行了农村人口的集中居住。中国社会人多地少，农村土地资源利用很低。通过集中带来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饮水安全，这样的集中在本质上是很重要的。

　　“过去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种分散式生产阻碍了农村的发展，运行20多年后，边际效益减少了，所以要通过集中把土地规模化，集中化，按产业标准化生产，把农业的基建投入农业产品的规模化的经营市场化的营销实施整合“，刘俊林对记者说。

　　为了加快打造相对集中的旅居一体化的乡村酒店，都江堰还在高原村进行农房改造和集中居住试点。

　　对高原村农房全面改造，涉及的相关设计费用统一由政府承担，政府给予一次性以奖代补资金，以奖代补资金只限于自愿改造并提出申请，并按照“三统一”（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实施、统一办证）要求实施农房改造的农户。

　　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居住和生产条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为了促进与成都市的互动，都江堰除了在村庄修路、旅游区修路，还打造了“三纵三横”的交通路网体系。纵向的“三纵”，即“三大走廊”建设，着重解决都江堰与成都中心城区的一体化协同发展问题，建成了成灌高速公路，整治了成灌高速出口，改造老成灌路，形成一大走廊；目前正在建设成青旅游快速通道，从成都至温江寿安，往西跨岷江主流金马河，直接对接青城山，成都到青城山的距离将缩短到30公里；以后，都江堰还将建设沙西线延伸线，从金牛区沙湾到郫县唐昌，进入天马，最后进入都江堰市区。

　　“三横”，着重解决都江堰市区域内部的一体化协同发展问题。都江堰在青城大桥以下25公里范围之内规划建设6座桥梁，并与之配套的驾虹至青城山、聚源至青城山、连接都江堰二环路和城市西区玉堂镇的横向道路。目前，1、3号大桥已经形成通车能力，成青路、都汶高速2座桥梁正在加紧施工中，年内就会竣工，另外两座桥梁也将尽快启动。

　　实施“三纵三横”为主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可突破交通瓶颈制约，主动接受成都中心城区辐射，改变都江堰及温江、郫县、崇州、彭州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乡镇的区位劣势，将使四五十万人直接受益，大大提升都江堰市和成都中心城区，河东、河西片区的一体化水平。

　　投资体制保障

　　这些工作都离不开公共财政实力的提升。“都江堰通过一系列的城市经营和规划，使得经营性资源的价值大大提升，吸引了社会资本参与我们的项目建设诸如房地产开发、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我们还通过门票收入、土地资源收入质押，实现了融资，解决了基础设施项目的启动。更吸引了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我们这里发展项目。资本流回来了。”刘俊林对记者说。

　　此外，2006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4.7亿元（预计数，下同），比2002年净增30.4亿元，年均增长12.7％，三次产业结构由2002年末的15.7：30.8：53.5调整为13.5：36.3：50.2。

　　财政收入也实现大突破，2006年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13.5亿元，比2002年净增9.3亿元，年均增长34.3％，地方财政收入8.3亿元，净增5.9亿元，年均增长36.4％，全口径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了6.6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大突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0200元，净增3352元，年均增长10.5％；农民人均纯收入5029元，净增1640元，年均增长10.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7亿元，年均增长12.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76.4亿元，年均增长21.6％。再有就是招商引资实现大突破，4年共引进市外内资项目322个，项目总投资227.9亿元，到位资金71.9亿元；合同利用外资10275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229万美元，出口创汇5646万美元，2005年，在全省县级经济综合评价中获“平原地区先进县”第一名。

　　在吸收劳动力方面，2006年：城镇新增就业8120人；农村劳动力引导性培训21926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7330人；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5109人，创业培训580人。培训补贴：320万元。

　　同时，公共财政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市对县、县对乡镇，也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刘俊林说。建立了新型财政管理体制，乡镇税收分享比例提高25个百分点，每年乡镇财力递增2000万元。

　　在体制和机制创新方面，都江堰着力打造城乡政策对接、良性互动的管理平台。

　　具体而言，都江堰改革完善了青城山重点镇和青城山景区的管理运行机制。整合了旅游管理资源，组建了统一的风景区管委会。建立健全了城乡统一、衔接的户籍管理制度，以促进城乡充分就业制度，并将失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17.2万人。

　　整合组建了农村发展局、水务局，建立完善了农业、国土、司法、市容等片区管理服务机构。合并了乡镇、村。在青城山、天马等五个场镇建立了社区居委会。全面推行村级直选、述职、财务公开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实行了村组干部工资财政补贴制度。

　　更重要的是，都江堰引入了市场化理念，在城市经营机制方面走在了前面。依托兴市公司、新城公司和国投公司，融资10亿元以上，实施了青城前后山景区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并正在实施青城山重点镇、岷江跨江大桥、川苏科技产业园、新型社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城乡风貌塑造工程中，财政仅投入5000多万元，引入的社会资金投资高达2亿元。

　　此外，都江堰还是农村新型医疗制度的首批试点市，全市参合率达97.5%，已经让71万人次农民受益；据介绍，目前正在将这一成果推向城镇居民。

　　为了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都江堰将2.1万名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大力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小老板创业培训，促进城乡充分就业，14个乡镇达到比较充分就业。

　　对话

　　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中国投资》：都江堰作为一座拥有丰富自然历史文化资源的城市，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能否协调发展的问题。请您谈一下解决这个矛盾的思路。

　　刘俊林：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从短期和有限的区域来看，可能是一对矛盾。但从更长时间和更宽的区域来看，从都江堰的实践来看，二者可以辨证统一，相互协调发展。

　　自2003年10月成都提出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部署以来，我们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条件下如何选择产业发展。进入21世纪，群众和领导干部都已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们也积极努力，坚持做好保护历史遗产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全市付出了很大代价。

　　我们关闭了所有的煤矿，实现了工业集中发展，排除了很多有悖于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的大量的建筑，拆了27万平方米房子。

　　我们实施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到2006年，都江堰的森林覆盖超过了60%，生物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大熊猫种群扩大，川金丝猴、猕猴的数量提高了7个百分点，珍稀植物也得到了很好恢复。环境质量有了很好改善，空气常年保持国家最高水平，水质达到国家最高水平。

　　过去4年，都江堰的经济也得到了持续发展。到去年居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尤其是农村收入增长更快。总之，从现象和数据来看，我们过去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做法是正确的。都江堰选择了一条适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投资》：在自然人文和谐下的产业选择，这个发展思路对都江堰的城乡发展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刘俊林：2006年我们提出自然人文和谐下的产业选择，的确非常有影响。与东部地区城市相比，都江堰的总体发展水平、规模速度、质量都有待提高，但是通过努力，我们把都江堰的后发劣势转化为了优势。我们的主题就是在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保护下，选择一条城市产业的持续发展道路。

　　都江堰过去是资本净流出地区，现在已经变为一个净流入的地区。过去，都江堰60多亿的社会存款余额，贷款余额才30多亿，资金是净流出。到了去年，存款余额突破100亿，贷款余额也增加到了100亿。社会看好都江堰的发展，资金流入也越来越多。

　　《中国投资》：都江堰在道路等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软件环境方面，也就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上，做了哪些工作？

　　刘俊林：城乡一体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目的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资金、人力及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流通和融合，进而推动生产力向更高层次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只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建立新的促进机制和体制是政府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

　　我们全面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企业投资项目全面实施核准制和备案制，充分发挥新城公司、兴市公司、国投公司、土地储备中心的作用，政府投融资能力大大增强。我们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经全面完成，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实施，户籍制度、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实施了以撤乡并镇和村组撤并为重点的行政区划调整。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2006年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49.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2％，比2002年提高了7.6个百分点。外经外贸快速发展，2006年全市出口创汇比2002年净增1200万美元。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强强联合，完成技改投资达38.45亿元。拉法基二期、东软信息、海蓉药业、普什宁江、恒创特种纤维、日昇奇异果、兴达食品加工、美仑旅游酒店管理学院及五星级酒店等重大产业化项目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的产业发展。

　　《中国投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加广大城乡群众收入，让他们得到实惠，在这方面都江堰是怎么做的？

　　刘俊林：富民强市，让城乡群众共享城乡一体化的成果，始终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年来，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规划建设新型社区和农民集中安置区29个，建成规模99.9万平方米，搬迁安置15113人。初步建立了城乡统一、衔接的户籍管理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充分就业制度，失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17.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大力实施“帮户脱贫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安身工程”、“爱心献功臣”、“帮困助学”、“帮困助医”等救助工程，4年实施安身工程1307户，提高了“五保户”供养标准，城乡困难群众的住房、教育、医疗条件明显改善。

　　广元

　　超越“庭院经济”模式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四川省农业大市广元，地处川陕甘三省交界处，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1980年代初，这里曾以“庭院经济”发展模式闻名全国。

　　所谓“庭院经济”，就是农户耕种自家的庭院自留地，根据实际条件选择适合的作物。广元市委农工办主任白耀宪告诉《中国投资》：这里农村发展的不利条件众多，农户居住分散，一家一户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各家地处的环境形态各异，有些有水，有些没有水，有些地处高山，有些地处洼地，土质气温都有所差异。因此广元成为中国最早的“庭院经济”发祥地。

　　零散发展的“庭院经济”模式，在20年后的今天，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广元市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桃园模式

　　3月28日，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南阳桃花节刚刚谢幕，山上1万多亩土地上，桃花依旧灿烂。早在2002年，东河镇把成都桃园公司成功引入当地，实施了万亩果草畜生态农业建设，后来这被称为经典的“桃园模式”。

　　东河镇党委书记胥勋雷向记者介绍，桃园模式的基本关系是：农户将土地出租给四川成都桃园公司，由桃园公司引进桃树并传授技术，农户为桃园公司种植和管理桃树，领取工资。同时，农民还可以在桃树下种植蔬菜，一些植物废料还可以用来养猪。

　　在这个模式中，双方有非常明确的责任和利益分配关系。农民获得的好处有三个方面：一是地租收入。这个地租就是每年每亩稻谷产出按照市场价出售后的收入；二是工钱，约1000元/亩；三是在桃树下种植蔬菜的收入以及养猪所得收入。这笔收入以5头每亩计算，年收入超过800元。这样，农民的纯收入达到2400元。此外，桃园公司还会对表现优秀的员工发放年终奖。桃园的管理不需要太多劳动力，因此，大多都外出务工，这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据介绍，这种合作模式有效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双方的合同签订了50年，期间农民收入基本都能得到保障。

　　随着引入桃园公司，东河镇农户收入提高，这里家家户户都按照小康村标准建设，民居也得到了翻新。

　　由于整个桃园都在山上，交通至关重要，现在已有一条盘山路蜿蜒而上，大部分路面都得到了硬化。

　　旺苍县小康办主任邓雄告诉《中国投资》，这条路就是为了筑巢引凤修建的。“过去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始终走不出新路，年年栽树不见树，千家万户种植灵杏，互相杀价。县里发现，农业产业必须由公司带动，农户参与，才能把产业做大”。

　　5年前，旺苍县向桃园公司开出了许多优惠政策，如通路通水，前5年土地免租，由县财政给予农户地租补贴。“我们的规划是2万亩”，邓雄说。

　　东河镇党委书记胥勋雷告诉记者，目前，桃园公司正在和北京汇源果汁洽谈，将在旺苍建设一家果汁厂。这意味着桃园公司的万亩果草畜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将从目前简单生产走向农产品深加工。

　　近年来，旺苍县各镇依托退耕还林等相关政策，结合实际大力发展林果、中药材、畜牧等种养殖业，目前已初见成效。在旺苍县内，还有20万棒黑木耳基地，近15000亩核桃、板栗等干果生产基地，年出栏生猪10多万头的生猪养殖基地，中药材银花基地等，这些产业加“基地+农户”的模式，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专业合作组织

　　除了桃园模式，广元还成立了一种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农民从庭院经济走向规模生产。

　　青川县凭借生态产业走出了一套新路子。这里过去非常穷，但现在是中国第一个以生态命名的生态县。青川县环境优美，出产黑木耳、菌类、山野菜和花椒，中药材天麻。

　　广元市委农工办主任白耀宪告诉记者，青川县生态产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企业直接向农户收购农产品进行加工出售；另一种就是以专业的合作组织为纽带，将农户和公司连接在一起，不仅提高了农户的议价能力，也减少了公司向大面积分散居住的农户收购农产品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在1996年就成立的孔溪乡天麻合作社，除了帮助农户出售农产品，还提供生产技术和服务，培训农户对天麻进行初级的烘烤加工。实际上，这些合作社多数是由过去的供销社演变而来，但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已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在苍溪县，记者采访了宏联兔毛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控股方四川省宏联兔毛公司，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兔毛公司，其专业合作社组织遍及10多个乡，上百吨的兔毛从这些乡镇汇集到各地的分社，再运到宏联公司，最后运达上海等地的毛纺厂进行加工。

　　宏联公司董事长昝铭锋介绍，兔毛因为可以独家独户生产，多是贫困地区的产业，但是这里的农户生产众多，居住分散，于是宏联公司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并下设10个分社，共计有27500户加入了这个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的基本特征是给予农户保底的收购价，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合作社都要至少按照这个保底价收购所有兔毛，以保证农户的基本收入。然后合作社再将兔毛出售给宏联公司，获得一定差价收入以保证合作社的基本运营。此外，公司还对合作社和农户进行二次返利，也就是分红。

　　由于增加了收入，农户非常愿意加入合作社。昝铭锋说，预计会员能再增加5000名。2006年，宏联公司收购460吨兔毛，实现5000多万的销售收入。今年预计能收购500吨。

　　在苍溪县，一个新的猕猴桃专业合作社正在组建。永宁镇副镇长张文镛告诉记者，南池村作为国家土地整改项目所在村，除了新村建设，还引进了猕猴桃公司并成立了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由过去的农村供销社村民共同出资成立的，供销社以技术和资金入股，村民以土地入股，分配则各按50%收取。

　　据介绍，广元新规范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今年以来创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长15.7%，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户人均纯收入高出其他农户360元以上。

　　龙头企业

　　不管是“农户+基地+公司”模式，还是专业合作组织模式，农业龙头企业都是最关键的主角。

　　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是一家龙头企业，并且是从当地发展起来的龙头企业。是一家2000年在旺苍县成立的，集茶叶种植、科研、加工、销售、品茶休闲和茶文化展示于一体的茶叶专业企业。

　　2005年，四川米仓山茶业有限公司与广元市仁和商贸有限公司、旺苍县桃源茶业有限公司、旺苍县鼓城山礼仪文化有限公司、旺苍县黄梁厂、广元汇峰工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组建了“米仓山茶业集团”。这改变了旺苍茶叶生产长期以来各自为阵、品牌分散形不成规模和拳头的状况，从而达到了资源整合、品牌共享的目标。

　　资源整合，给旺苍县的茶产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整合之后，它的茶叶种植面积达6.7万亩，产量达709吨。标准化科技示范园在旺苍县的五权、化龙、东河等5个产茶乡镇已具规模。2006年底，米仓山茶业集团共拥有资产4277万元，创利润599万元，共带动全县种茶乡镇农户1.8万户，改造和新建茶园2万多亩，茶农人均增收200多元。

　　首先，这家龙头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到了春茶加工季节，鲜叶附加值普遍提高，产茶各乡镇农民几乎是全体出动，不是采茶卖茶，就是进厂炒茶，全年季节性用工达到3000人次。

　　其次，由于加工规模扩大，茶农所产鲜叶全部就地销售，方便了茶农，降低了茶农销售成本。

　　而且，由于基地周围的农户可以常年进茶场务工，每人每年可以挣到数千元，加之农民家中圈肥、青肥、秸秆、稻草等都可变废为宝，送进茶场卖钱，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龙头公司带动周边茶农从“小”到“大”、从“输血型”挣钱变为“造血型”致富。

　　此外，米仓山茶业集团还配合省、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次举办农民加工培训班，召开栽茶、管护、炒制现场会，还为农户垫资购买优质高产茶苗，走村串户传授茶园管护技术。

　　从2005年开始，米仓山茶业集团对严格按照公司的种植和采摘要求的农户实行“两次返利”，对凡是按照公司标准对茶园进行管护、且产量达到一定标准的农户，所售鲜叶价格均比别人每斤高出3～5元。两年来，公司给茶农共返利300多万元，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管护意识和水平，也增强了他们种茶务茶积极性。

　　生态小康新村

　　随着农村各项产业的发展，广元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以苍溪县为例，其生态经济的年收入7亿多元，达标户平均1.02万元以上，人均纯收入分别高出全县2186元的50%以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20万人，其中县城和中心集镇务工经商8万人，城镇化水平25%；年纯收入过万元和存款上万元的农户分别占62%和51%以上。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展开。

　　在苍溪县永宁镇芥子村，一个已经完成的新村建设呈现在记者眼前。这个村的整改投资高达1700万，包括一条道路的修建，一个积水池的整改和红土改成耕地的项目以及民居改造。张文镛告诉记者，这里是苍溪收入较高的一个村，保守估计每户2600多元的收入，农户生产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

　　新村建设在广元其它地区也在蓬勃开展。和平村地处广元市郊的山区，道路全部是崎岖不平的土路，且非常狭窄。270多户村民正在自发地启动了约200多万投资的新村建设，包括修一条投资约100多万元的硬化道路，包括每户安装沼气、建设蓄水池等。副乡长母洪军告诉记者，这里的雪梨供应市区，销路非常好，每户年收入达到1万元，除了项目资金，群众通过一事一议的程序，协商投资修路，并将在道路两侧种植梨树，规划发展农家乐等旅游产业。

　　“生态小康新村”建设，是广元市2006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具体规划和目标。据广元市农工办介绍，1980年代，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苍溪县开始推进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经历了“庭院经济→庭园经济→生态庭园经济→生态家园→生态小康新村”5个阶段，现在这种经验正在被推广到全市去。

　　这种贫困山区生态小康新村建设新路子，是以“六个一加三配套”的“户办工程”建设。“六个一”是指：每户建成一个年稳定收入5000元以上的经济园、一口年产气400方以上的沼气池、一个蓄水100方以上的防旱池、一眼机压或电提卫生井、一条连接干道的硬化路、一套卫生舒适的生态农居。“三配套”是指：一是园、圈、气生态循环建设配套。以沼气池为纽带，推广“猪－沼－果、猪－沼－菜”等模式，把种植园和养殖圈链接起来，形成庭院生态循环链。

　　从2004年起，每年广元启动和完善生态小康新村有100个，目前已建成“户办工程”生态家园1万户。

　　在建设投资方面，旺苍县小康办主任邓雄告诉记者，县财政每年安排500万以上用于新农村建设。去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的项目资金9500万。今年，经过整合的各方面资金达7500万。

　　不过，新村建设仍然以农民投入为主体。大多数以奖代补，工程由政府组织实施并给与一定的启动资金，农民自己出资出工，工程验收合格后，给与奖励。

　　在投入保障方面，苍溪县十分注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据介绍，一是将拍卖山坪塘、场园所得收益800万元全部补助给农户，带动发展小康村建设等9100多处。二是通过“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培育业主和大户，带动4.8万农户综合开发利用土地和水面6.3万亩。三是以奖代补，奖励从上级争取的各类项目和财政资金5300万元，带动农户投资近6亿元、投劳2600万个，政府投入的带动效应达1：10。

　　广元农工办介绍，广元的小康新村建设已经逐步建立了“农户投入为主体、项目投入为补助、财政投入为导向、信贷投入为基础、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长效投入机制。

　　目前，以苍溪县为例，全县40%的村建成或基本建成生态小康新村；100%的乡镇、94%的村实现了电视光纤联网；100%的村建有小学、幼儿园，九年制义务教育各项指标都达到或超过省定标准；95%的村建起合作医疗卫生室，98%的农户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六个一”农户达41%，经济园、沼气池、防旱池、卫生井、硬化道和生态农居户分别达85%、60%、60%、90%、45%、60%。

　　总体而言，广元市2006年，农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左右；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长11%以上。启动实施生态小康新村建设200个，其中示范村20个，重点村135个、一般村45个，惠及4万多农户。初步呈现出生态产业、生态庭园、生态农家旅游三种生态小康新村主体模式。

　　2006年，全市优势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发展明显加快，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达到45%，林果业发展迈出新的步伐，食用菌、茶叶产量分别增长60%和28%，烤烟产量连续两年翻番。全市启动实施的200个生态小康新村有164个村开始形成“一村一品”格局。

　　任重道远

　　挑战依然很大。“买东西非常难，更不要说卖东西了。”白耀宪告诉记者，广元盛产的中药材和农产品非常丰富，由于大部分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这些产品大部分都运不出去，成为制约当地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

　　此外，旱情是这个地区农业发展严重的障碍。眼下，正是旱情来临的时候。为了避免旱情带来的困难，广元正在积极发展避旱农业。比如生产提早安排，尽量在旱情到来之前安排生产。种一些旱作物，推广节水和地灌技术等。这里随处可见的山坪塘，就是为了蓄水抗旱建造的水池，将雨水集聚下来以便干旱时灌溉。

　　虽然部分地区通过多年探索找到了发展的路子，但是由于各地情况不一，有些模式难以推广。以旺苍县为例，只有桃园公司、广元育星养殖有限公司初步发挥了龙头带动作用。其他的农户与企业未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有些地区“公司+农户+基地”模式流于形式，导致不少项目失败，见不到成效。

　　这里，大部分地区传统农业仍占绝对优势，粮猪型经济结构和一家一户生产方式没有明显改变。境内农业总体上还是粗放型生产，加工能力低，基本上还是出售初级农产品，农业附加值极低，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经营。

　　作为一个工业较强的县，旺苍工业发展主要是煤炭、石灰、水泥等资源型企业，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大，规模以上企业35家，其中煤炭开采、洗选、炼焦的企业就达19家，占了54.3%。整个工业经济运行质量不高，部分企业亏损大，骨干企业较少，市场竞争力弱，抗御风险能力不强。此外，安全、环保压力大，原材料供应、交通瓶颈等问题依然存在。今年1〜2月，因技改投入、原材料供应、资金紧张致使停产、半停产规模以上企业达11家之多，占了近1/3，减少产值700多万元。工业不强，以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相应就很低。

　　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乏力，一方面让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据调查，该县公／铁路沿线农民增收主要有3个渠道：粮食生产收入、畜牧林果业收入、劳务收入，它们分别占农民总收入的30%、30%、40%。个体农民收入来源主要是传统粮食生产、种养殖业、外出务工3种途径，其中务工收入占到农民收入的40%。

　　另一方面，造成了财政困难。债务已成为困扰村镇发展的一大隐患。目前，旺苍县的乡镇负债率达100%，负债总额高达1.27亿元，全县35个乡镇农民税费拖欠总额达到2475.7万元。有些镇欠债上百万、上千万元。

　　这些债务多来自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有“普九”期间学校欠债、项目建设欠债、办企业贷款欠债、支垫税款欠债、基础设施建设欠债等，且欠债时间长，涉及面广。

　　由于受城镇化、工业化、道路交通建设、移民搬迁等因素的影响，旺苍县的失地农民正在日益增多。如旺苍县三江镇三江村一二社800多人仅有130多亩土地，其中300多人分不到承包土地，110多人在招工和小集镇建设中成了失地农民。据了解，目前旺苍有无地失地农民8000多人，且主要集中在公铁路沿线乡镇。目前无地失地农民只有靠打工、做点小生意勉强维持生活，绝大部分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后顾之忧难以解决。

　　北京顺义

　　依托奥运建设新农村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对于中国广大农村而言，高投资、高标准的石家营新村实践并不是一个容易复制的样板

　　很像一处现代版的世外桃源。一条绵延600多米的村庄环绕林，封闭的围墙和大门隔开了外界的喧嚣，村里马路宽阔平整，两旁是高大的行道树。傍晚，80盏太阳能灯为街道照明，村民聚集到拥有音乐喷泉的文化广场聊天。每天的生活废水被集中起来，经过污水处理系统，变成中水后用来浇花种草。令你绝对想不到的是，全村每个角落都处于电子摄像头的严密监控之下。

　　这里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这个共有160户、445口人的小村庄，去年新农村建设投资高达1415万元。

　　石家营村是北京市80个“整理推进型”试点村之一，也是顺义区14个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村试点之一。

　　作为首善之区，北京市的新农村建设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3月中旬，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2007年北京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折子工程》，其中103项折子工程涉及都市型现代农业、农村二三产业、科教兴农、培训及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环境建设等11个方面，涵盖了农村、农业和农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按照时间表，103项折子工程都将在2007年底之前得到落实。

　　北京市2007年的目标是：解决30万农民饮水安全问题，完成6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95%的行政村通公交车，资助8000户困难独生子女家庭发展生产。

　　高标准投资

　　对于中国广大农村而言，高投资、高标准的石家营新村实践并不是一个容易复制的样板。

　　石家营村域面积1580亩，其中耕地626亩，宅基地与公共设施占地200亩。目前，石家营拥有25家企业，支柱产业包括食品、医疗器械、家具、玩具、保健品、工艺品、金属、橡胶、餐饮等，2005年的产值共计8026.34万元，税收250万元。2005年该村集体收入达到160万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10560元。

　　村级二、三产业的雄厚实力，有力地促进了石家营的新农村建设。绝大多数村民都在本村企业里打工。该村第一产业是以新型农业为主：626亩耕地中，有205亩种植冬枣、樱桃，421亩大田作物；另外，还有505头规模的奶牛养殖基地。

　　《中国投资》在马坡镇采访获悉，去年全镇投入新农村建设的资金达到3000多万元。该镇领导告诉记者，根据新农村建设实际情况，马坡镇有3种类型：一是城市带动型，即顺义新城规划范围内的大营、向阳、小孙各庄、东丰乐等7个村；二是整理推进型，即石家营村，被列为全市80个整理推进型试点村之一；三是环境整治型，即白各庄村、庙卷等13个村。

　　整理推进型的石家营村，主要是按照市区的总体要求，不断完善水、电、路、文娱、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白各庄、庙卷等13个环境整治型村庄，则是结合实际以进村道路整治、街巷整治、村中空闲地和坑塘大沟整治、村委会办公场所建设、健全长效机制为重点。马坡镇建立整治台帐，与各村签订责任书，学习典型经验，定期检查，分类评比，“力争使13个村今明两年全部成为市级整治达标村”。

　　“城市带动型”的大营、向阳等7个村，由于纳入了顺义新城项目而进行农村向城市的转化。目前，小孙各庄、东丰乐村已拆迁完毕。

　　抓住奥运机会

　　全力服务奥运，是北京顺义区早已确定的工作重心。高起点、高标准的新农村建设，正是“新顺义，新奥运，新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水上公园和赛马场两个项目最终落户顺义，为顺义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说怀柔因通过举办世妇会将城市发展水平提升15年的话，那么我区将通过举办奥运会提升城市发展水平20～30年。”顺义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顺义区早在2004年就规划，借助2008年奥运会契机，依托潮白河建设顺义新城。根据新的城市空间布局，顺义将成为一座占地60平方公里左右的中等城市，人口在50万左右。

　　马坡镇的7个村位于顺义新城中心。目前，已拆迁的小孙各庄、东丰乐村，正在做好转型农民培训及各项安置工作，实现农民向市民角色转变。

　　依托奥运会、顺义新城建设两大机遇，马坡镇加快发展经济，快速改变农村面貌。目前，马坡已经形成以商务休闲度假产业为特色的区域经济。过去4年中，马坡镇引进145个项目，金宝花园大酒店、北京亿都川服装等上亿元的项目落户。全镇GDP保持了年增长18%的速度。

　　据介绍，马坡镇引进项目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引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高科技企业；二是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

　　经济发展直接带动了农民的就业。4年中，马坡镇共安置城乡劳动力4624人，就业率从2002年的87%提高到现在的98.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得到了大力推广，参保率100%，农村60岁以上老人还能按时领到一定的资金补贴。

　　“三个起来”工程

　　据北京市农委主任李进山介绍，北京市从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大力实施“三个起来”工程，就是围绕让农村街道亮起来、让农民住房暖起来、让农业资源循环起来，推广清洁能源及水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最终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

　　去年，北京市对农村投入达到111.8亿元，给全市400余个村安装近3万盏新型太阳能灯。按京郊近4000个村每年用电1000万度、每度电按照居民生活用电0.47元计算，一年可为农民节省电费470万元。

　　在农业资源循环方面，北京市让60个村实现了中水综合利用，45个村实现了污水集中处理。此外，为了解决部分地区的农民取暖问题，还给4.6万户农户改造了节能吊炕。

　　目前，北京市已初步形成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公共财政投入的保障机制。2006年，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城区与郊区的比例达到了52：48，教育、文化、卫生等新增事业经费投入农村的比例高于70%。

　　北京市还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每年拿出1.92亿元进行补助，安排了4.3万不适合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进行护林，山区912万亩生态林得到了有效管护，实现了“养山就业”、“养山富民”，走出了山区生态与农民生计结合的新道路。同时，提高了各类绿化带养护与补偿标准，市财政按每年每亩给予500元占地补偿、200元养护补助，占地补偿费每3年递增10％。

　　浙江 强龙兴农

　　文/本刊记者 秦凤华

　　2006年浙江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335元，实际增长9.3%，仅次于上海（9213元）、北京（8620）和天津（7936），是全国平均水平（3587元）的两倍多。在经济发达的较高起点上，浙江选择一条怎样的新农村建设道路

　　扶持农业龙头企业

　　去年初，浙江省诸暨市认定了31家农业规模企业和25家农业“苗子”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并积极鼓励以各种方式创办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到2006年底，该市农业龙头企业已达269家，联结基地127.33万亩，带动农户37.91万户。

　　“像诸暨这样，以点带面、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乡村组织和农户的做法，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王良仟指出，浙江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过程中，大力实施强龙兴农工程，把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培育发展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作为重要内容来抓。

　　“实施强龙兴农工程，就是以推进农户生产经营的专业化、企业化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为重点，着力培育百万农业专业大户和1万家产业化经营组织，建成一批区域化布局的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切实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全面提高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水平”,王良仟说。

　　在“十一五”期间，浙江将集中力量扶持一批规模大、带动面广、竞争力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构建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一条龙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2006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强龙兴农”工程已成为浙江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主要抓手。

　　“强龙兴农”工程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浙江农业企业发展和农业“走出去”的步伐。如诸暨市农业外拓基地面积达66.36万亩，农业自营出口达1.28亿美元。

　　由于浙江企业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越来越多的省外地方政府和企业慕名前来浙江取经。浙江省涉农企业实现了到省内、国外两条腿“走出去”发展。

　　发展特色优势农业

　　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现实基础和有利的宏观环境，但也与全国一样面临着农业增长方式亟待转变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兼业化、农业服务社会化和农业经营规模细小化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的矛盾。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浙江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农业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必然选择”，王良仟说。他认为，和全国其它省份一样，浙江省农业人口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发展现代农业不能照搬、照套一些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而应走出一条具有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凸显人力资源优势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路子。

　　为此，浙江先后出台并实施了《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规划》、《浙江省“十一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和《浙江省区域农产品发展规划》等，全面落实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

　　在2007年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浙江农业发展情况的分析报告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

　　2006年农业产业化基地面积1828万亩，蔬菜、茶叶等10大农业主导产业产值占全省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农副产品出口额60.2亿美元；

　　累计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村（点）2084个，经营农户总数14678户，营业收入达到24.6亿元；仅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就接待旅客340.35万人次，营业收入达到5.06亿元；

　　新增省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627个、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525个、绿色食品320个，农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

　　目前，浙江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竹木、花卉苗木、蚕桑、食用菌、中药材等10大产业已经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生产条件，较高的产品附加值，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和较强的发展潜力。

　　以茶产业为例。为推进茶叶种植规模化发展，浙江临海市政府提出了建万亩茶叶基地的构想。市政府选择河头镇岭景、河溪、宜塘3地，总投入资金3025万元，计划用5年时间分期完成茶叶种植基地建设，建成后每年总产值可达8000万元。上述3地绝大部分为缓坡和抛荒山地，土地相对集中且成片，通过基地建设，壮大村、场集体经济，实现农民就近就地就业，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此外，万亩茶叶基地建设可恢复大量荒山和抛荒田地的植被，提高森林覆盖率，保持水土，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可谓一举三得。

　　王良仟说，进一步发展农业10大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特色产业强县强镇，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休闲农业和农家乐旅游业，带动特色农业的发展。

　　多渠道融资

　　王良仟认为，加大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新农村建设，这是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

　　2006年，浙江省财政“三农”投入达373.5亿元，比上年增长19.9%。结合农业主导产业，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扶持了200家与农民建立稳定产销协作关系、特别是实行“订单”和“二次返利”、带动力强的省级骨干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

　　在加大政府对“三农”投入力度的同时，浙江省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把金融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放到重要位置。2006年末，通过各类各级金融机构的努力，浙江全省农业贷款余额达1008亿元，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10995亿元。

　　2006年3月25日，作为全国农村新型合作试点——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作为全国首家农村合作协会，瑞安农协为农民提供生产、科技、营销、金融等多方位的全面服务，有效地解决了农户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据瑞安“三位一体”试点的实践，瑞安市农村合作银行2006年农业贷款达36亿元，占总贷款的82%。

　　在瑞安试点的基础上，浙江进而在省内17个县推广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供销合作社为依托、信用合作社为支撑的“三位一体”的服务联合平台建设，扩大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切实增加农业的信贷供给。

　　去年初，苍南县信用联社按照“政府规划、村委组织、农户联保、信用社贷款”的原则，推出了以农户联保方式发放的、定期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新家园”农民住房个人贷款，开创了农民住房建设按揭贷款的先例。目前，在苍南县已发放贷款438.8万元。

　　针对贫困农民因缺乏生产性周转金、贷款困难的问题，浙江省扶贫办还在苍南、泰顺等地开展了针对低收入人口的扶贫小额信贷试点。由财政设立扶贫小额贷款授信基金，农村信用社根据授信基金总量，筹集相当于授信基金总量10倍的资金用作信贷。以苍南县为例，投入50万元资金作为授信基金，县信用合作联社共贷出500万元，帮助5个欠发达乡镇5个行政村631户农民发展茶叶、蘑菇、草莓、马蹄笋、席草等各类种养殖生产性项目，有效解决农民贷款难。

　　2006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嘉兴市中心支行全面启动了“兴农贷款”工程的试点工作，这项工程将对原有贷款方式进行创新，并提高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增加贷款操作的透明度。“兴农贷款”工程将选择经济基础与信用环境较好的村开展试点，主要对象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工商运输业的农户、农业龙头企业、“公司+农户”的农业经济组织和农业专业合作社。

　　为解决农村新社区建设中启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平湖市探索开展了农村宅基地置换项目申请信贷工作，建立“市建平台、总体承诺、项目打捆、具体核算、统借统还”的合作模式，通过宅基地置换获得的复垦建设用地指标费予以偿还。

　　2007年3月8日，平湖市又一家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大利土地股份合作社宣告成立。这已经是平湖成立的第二家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要素组建的信用社。成立之始，大利土地股份合作社已有420户农户自愿入股，集中土地939.4亩。

　　到去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达3856家，入社社员31.24万人，带动农户237.72万户。

　　“中央已经明确了各类金融机构在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中的定位，支持金融机构将更多的贷款比例投向农业农村。今年我省将开展‘金融保险服务送农村’活动，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改善金融保险服务，不断加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力度”，王良仟对此充满了信心。

　　小城镇建设

　　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推手

　　文/本刊记者 秦凤华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小城镇把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向农村递延；还把农村的需求变化以及农民对新生活的要求，向城市传递

　　尽管还没到辣椒收获的时节，贵州省遵义县虾子镇尖椒收购公司的廖光明却并不轻松。公司的50多名员工奔赴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去推销虾子镇的辣椒了。各地销售信息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廖光明这里。

　　早在1960年代，虾子镇就已经是有名的辣椒出口生产基地。过去，农民自发联系外地客商，每户一天最多可以卖出去几十斤。但如今全镇辣椒种植面积高达2万亩，单靠农民自己卖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虾子辣椒营销协会应运而生，由农村专业协会及1500多名农民经纪人负责联系农户和买家。廖光明正是这样一位农民经纪人。

　　如今，农民、经纪人、辣椒制品企业、辣椒经销商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如今，虾子镇每年销售辣椒5000万公斤，成为远近闻名的“辣椒之乡”，还带动了全镇及周边和临近县市的辣椒生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正是围绕辣椒产业做文章，虾子镇修建了占地22000平方米的辣椒市场和500亩的辣椒食品加工基地，当地辣椒从业人员约占城镇就业人口的60%。

　　虾子辣椒营销协会是当地规模较大、组织完善的协会之一，每年通过农村专业协会达成的交易产值达上亿元。而辣椒产业使虾子由80年代末一个约800米长不足3000人的独街小镇变成了一个商贾云集、辐射广大农村连接全国的市场大镇。

　　“像虾子镇这样的小城镇，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载体，在新农村建设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建设部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李兵弟对《中国投资》说。

　　发展现代农业

　　与虾子镇情况类似，依托小城镇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大多以“市场+农户”、“公司+农户”、“公司+经济组织（经纪人）+农户”等新型发展模式为特点，形成区域化、专业化、特色化的农业产业化基地以及农副产品生产、深加工和销售网络。

　　西安潼关区相桥镇以奶牛饲养区为核心建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化格局，带动了养殖业、饲料业、运输业、包装印刷业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不仅如此，作为向农村提供科技指导和信息服务的前哨，小城镇还为新型农业推广队伍的形成创造条件，为探索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平台，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和测算，2003年浙江绍兴的杨汛桥镇在浙江的百强镇中排名第一。在这个江南小镇中就涌现出10多家民企上市公司，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已经声名鹊起。目前，全镇500万元销售额以上的工业企业科技新产品率达57%，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镇销售收入的45% ，科技贡献率达80%以上；已创办产学研基地15家，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0家，实施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2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3项，星火计划项目1项；全镇企业信息技术覆盖率达85%以上，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00%。

　　仅在浙江一省，以“块状经济”为主的产业集群式生产为例，就产生了“中国水泵之乡”温岭大溪镇、“中国家纺布第一镇”海宁许村镇、“中国印刷第一城”苍南龙港镇等一大批特色产品小城镇——乐清低压电器产区主要产品销售占全国的66%，诸暨的五金产区主要产品销售占全国的60%。

　　小城镇不仅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助推器，而且吸纳了大批农民实现了就地就近安置和就业。

　　在东北，吉林榆树市五棵树镇形成了一条“粮食造酒、酒糟喂牛、牛粪还田、沃土增产”和“大豆制作豆腐、豆渣饲养生猪、粪便合成肥料、肥料还田沃土”的特色种养加工循环链，吸纳了当地近1万农民从事养殖业，2.4万富余劳动力从事加工、商贸等产业。在中部，安徽舒城县万佛湖镇通过延长旅游产业链，打造特色旅游产品，成立了拥有20多辆豪华旅行车的万佛湖运输公司、拥有80艘大中小型游艇的万佛湖游船公司，吸纳农村劳动力达7000人。

　　“小城镇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李兵弟对此深有体会。

　　政策支持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这标志着我国小城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国小城镇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李兵弟说，“如果说小城镇以前更多是为了农民自己办个小厂、进行来料加工等，现在则更多地直接参与了我国产业体系和产业合理配置中。”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小城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日益突出，它不仅要把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向农村递延，同时还要将农村需求和变化以及农民对新生活的要求，通过小城镇传递出去。

　　“新农村建设”赋予了小城镇新的功能和作用：参与产业配置，重构城乡空间结构，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

　　李兵弟对《中国投资》说：“进入新世纪以后，城镇化条件和农村建设的总体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和2000年中央出台文件是有直接关系、作用和影响的。”

　　2000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在这个《意见》中，对小城镇的功能定位做了清晰的描述：一、加快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有效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扩大投资需求尤其是吸引民间投资，可以明显提高农民消费的商品化程度，扩大对住宅、农产品、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需求；三、吸纳众多的农村人口，降低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大中城市的风险和成本，缓解现有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四、农村人口进城定居。

　　2004年2月，建设部会同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科技部等6部委又确定了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等1887个镇作为全国重点镇，承担起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发展的任务。

　　2005年3月，国家发改委又公布了“第一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等116个镇被列为首批发展改革的试点小城镇。

　　“还有一些政策，比如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包括西部大开发、农村电网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建设，尽管并不是专门针对小城镇出台的，但都间接对小城镇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李兵弟介绍说。

　　据建设部村镇建设办公室的调研统计，小城镇的数量从2000多个到现在18000多个（不含县城关镇),上世纪90年代小城镇平均镇区人口规模一直停留在6000多人，年均增长率只有1%，但是到了2005年平均镇区人口规模扩大到8352人，在10年多期间，年均增长率达10%。建制镇成长方式已从原来的数量增长型转变为现在的规模扩大型。

　　此外，小城镇至特大城市的车程时间由上世纪90年代的4.5小时缩短到现在的2.4小时，小城镇发展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区域性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改善。

　　在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含县城关镇）吸纳流动人口的比例已达到39%，小城镇已经成为继大城市后吸纳农村流动人口、富余劳动力的新载体。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承载能力明显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迁徙型就业与就地就近就业的模式并存。

　　1990年建制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为20%，2005年这一数值上升到了26%，如果包括县城关镇，比重达到44%。部分国家重点镇已经实现由乡村型服务功能向城镇复合型服务功能转变。

　　小城镇发展基础在农村

　　建设部汪光焘部长专门指示建设部村镇建设办公室，对2000年至今小城镇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小城镇在基础设施、特色经济、多元化融资、资源综合利用、编制规划等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

　　调研小组总结出一个结论：各地凡是小城镇发展好的，都是在资源利用上有特色的。这实际上降低了未来城镇化门槛。小城镇建设的门槛高，就意味着城镇化的门槛全面提高。

　　李兵弟和他的同事们走访了不少小城镇，“一些小城镇建设脱离实际，以城市模式建设小城镇，影响恶劣”，这位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对小城镇建设中出现的盲目照搬城市模式问题也表示了担心。

　　部分小城镇规划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镇区空间规模的扩张，盲目追求“现代化”和建筑体量及建筑高度，不仅破坏了小城镇的特色风貌，千镇一面的倾向在部分地区持续蔓延。

　　城与镇每平方公里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额，城市是小城镇的8.3倍。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与投入分散并存，没能形成促进重点小城镇和特色镇发展的条件差异，“重城轻镇”思想没有彻底扭转。

　　小城镇镇区人均用地从2000年的148平方米上升到2005年的159平方米。2000～2005年全国建制镇新增建设用地中以工业用地为主的生产性用地从90年代的29%上升到了41%，工业用地浪费现象突出。

　　此外，农民的土地房屋等物质资源和技能知识等非物质资源未能有效地转化为农民进镇发展的资产，小城镇的人口集聚程度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产业集聚的程度，尚未成为农民稳定转移的载体。

　　空间重构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会面临空间重构的问题，既包括社会重构，经济、城乡重构，也包括小城镇参与城乡居民点体系布局的空间重构。但重构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大搬、大建、大拆、大迁，小城镇发展尤其应避免这一问题。

　　相比较而言，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基础还很薄弱。“这个基础并不是指城市发展的快慢和质量提升，小城镇发展薄弱问题的解决不在于城市，而是决定于小城镇发展自身所依托的基础——农村发展质量的快慢和高低”，李兵弟说。

　　李兵弟指出，科学规划将能有效避免小城镇发展中的误区，避免破坏资源，搞重复建设，耗费国民财力。

　　李透露，《城市规划法》修改为《城乡规划法》正在进行中，目前已经报到全国人大。这将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法律。

　　围绕小城镇的建设，建设部也正依循《城乡规划法》的要求进行专项规划，大到全省城镇体系布局规划和城市城镇体系规划，小到县域镇村布局的规划。此外，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将编制村庄整治的规划。

　　用不同层次的规划体系，统筹规划建设城乡居民点，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这将是今后小城镇规划建设的重要责任。

　　所以，要借助国家注重抓“三农”的有利时机，做到5个优先，即优先发展能够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建制镇，优先发展为农村特色产业服务的特色镇，优先发展有一定产业基础吸纳农民工能力强的工业镇，优先发展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的小城镇，优先发展对改善周边农村地区人居环境作用明显的中心镇。要强化小城镇为周边农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能，尤其是支持小城镇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和农产品流通市场等公共设施建设。注重保护小城镇原有的特色风貌，发展乡土特色、民族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和多种产业，不断引导小城镇有特色的发展。

　　李兵弟建议成立一个扶持小城镇发展的专项资金,重点解决小城镇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毕竟有些小城镇缺乏自身原始积累的能力，依靠自身经济力量是无法实现发展的。另一方面，小城镇需要国家给予帮助，增强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能力。

　　“繁荣经济基础、引导农民进镇，应作为小城镇发展的首要任务”，李兵弟对《中国投资》说。

　　“沼气是个宝，农家离不了”

　　文/本刊记者 秦凤华

　　大规模建设推广沼气项目，不但为农民提供了清洁能源，还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卫生状况，提升乡村文明

　　1立方米沼气的低位发热值可折合0.714千克标准煤。一个投资约3000元的8立方米沼气池，按年均产气量385立方米计，则可年开发能源275千克标准煤，相当于保护了约3.5亩薪资林或4～5亩林地的生物质蓄积量，减排二氧化碳1.6吨。

　　实施农村国债沼气项目，户均年增收在500元以上；一个以沼气为纽带的“四位一体”模式，年增收节支可达4000元。

　　“沼气是个宝，农家离不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农林水业务部何平主任在调研农村沼气项目时，经常听农民这样说。

　　2006年4月起，受国家发改委委托，何平带领专家小组，赶赴湖南、云南、陕西、甘肃、辽宁、黑龙江、河北、江苏等10个省，对2003～2005年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国债项目的阶段性建设情况进行了咨询评估。

　　何平告诉《中国投资》：“农村沼气工程实施以来，对于改善农村的能源结构和卫生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和文明素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节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巨大的综合效益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沼气项目评估小组专家测算，建一个8立方米的户用沼气池，平均可解决一个3～5口之家70%的生活用能。

　　在农村，作为沼气发酵物质基础的动物粪便大量产生，为沼气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潜力。以2003年为例，全国畜禽类粪便排放量达31.55亿吨，其化学需氧量（COD）含量近8000万吨，约为全国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COD的5倍。目前我国畜禽养殖户达到2.92亿户，考虑混合养殖的因素，能够为沼气发展提供原料的农户约为1.91亿户。

　　修建沼气池，不但节约了能源，还减少了废气排放。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年节约煤炭847千克，折合605千克标煤，按每千克标煤排放二氧化碳2.664千克计算，每个沼气池年可减排1612千克二氧化碳。

　　何平介绍说，农村沼气产生的沼渣和沼液是优质的有机肥料，可以增强作物抗病、抗虫、抗旱、抗冻能力，改良土壤。通过使用沼肥，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土地产出效率，改善农产品品质。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年产沼渣4700多千克、沼液20多吨，沼肥净增经济效益可达152元以上。

　　通过“一池三改”（建沼气池，改厕、改圈、改厨），还可极大地改善养殖环境，降低生猪疫病发生率和死亡率，带动生态养殖规模的扩大。

　　中咨公司沼气项目评估报告显示，仅2003～2005年国债沼气项目就实现了年直接经济效益近15亿元。

　　在山东乳山市乳山寨镇崔家沟村，以往家家户户的猪粪堆满了屋前房后，臭气熏天。如今，沼气池的建设不仅解决了猪粪污染环境的难题，而且按照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思路，猪粪在沼气池里通过发酵产生的沼气，不仅解决了农户照明、取暖、做饭，同时保持猪圈的恒温，处理过的沼渣还可以用作果树的肥料，过滤好的沼液还成为添加剂用于调配猪饲料。

　　在广西，各地以沼气建设为突破口，大力推广“猪—沼—果”三位一体模式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了“猪—沼—茶”、“猪—沼—菇”、“猪—沼—桑”等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大力发展支撑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种养业，直接促进了农民增收。

　　在贵州，全省共推广沼液浸种136.2万亩，沼肥种蔬菜45.3万亩、果树42.9万亩、养鱼14.9万亩，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建设沼气项目，对于改善农村卫生状况同样意义重大。让何平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2005年夏天，四川资阳等地发生了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造成34人死亡。事后对当地疫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已建沼气户中无一例发生猪和人的感染。

　　不仅在四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对河北、江西、陕西、贵州4省农村沼气卫生效果入户调查也证实，运行3个月以上的沼气池发酵液中的寄生虫卵阳性率为零，未建沼气户庭院蚊蝇孳生环境发生率是已建沼气户的2.03倍。

　　如今，实施沼气工程的农村地区，生活、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生活上，高效清洁的沼气替代了低效污染的秸秆、薪柴和煤炭，不锈钢沼气造具替代了传统柴灶煤炉；生产上，高效沼肥替代了化学肥料。农村沼气用途从传统的照明、煮饭炒菜，发展到沼气热水器、沼气饭煲等。农村沼气建设项目综合效益日益显现。

　　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4月4日，国家发改委、农业部下发了《关于申报2007年农村沼气国债项目的通知》，正式拉开2007年农村沼气项目国债投资的大幕。在资金安排上国债资金将向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倾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农垦、华侨农场、国有林区及林场建设农村沼气。

　　按照中央补助建池农户标准——西北、东北地区每户1200元，西南地区每户1000元，其它地区每户800元，以户均补助1000元预计，“十一五”期间沼气国债总投资将达到400亿元。

　　2000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沼气项目建设步伐。截至2006年底，全国户用沼气达2200万户，适宜农户普及率达到15%。其中，70%左右的农户实现“一池三改”（以沼气池建设带动改圈、改厕、改厨），有条件的项目户配套进行了改院、改路、改水。年产沼气84.7亿立方米，生产优质有机肥料0.99亿吨，为农民增收176.5亿元，保护林地512.6万公顷。

　　农业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6年，国家共安排55亿元国债资金，在4.8万个村建设了573万户沼气，安排9385万元建设了98处大中型沼气工程。除国债资金外，仅2006年各地安排支持农村沼气建设的财政资金就超过15亿元，其中，山西、黑龙江、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7个省的省级财政投入超过8000万元。

　　在国债资金带动下，“十五”期间，全国新增户用沼气959万户，新增数量是1979～2000年累计新增数量的5.1倍。

　　按照《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2006～2010年）》，到2010年，全国将有4000万农户用上沼气，每年可产生约154亿立方米的沼气，相当于替代2420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和1.4亿亩林地的年蓄积量。沼气农户使用沼渣、沼液可减少20%以上的农药和化肥施用量，每年为农户节约燃料费、电费、化肥和农药等直接支出约500元。

　　在新农村建设体系中，农村沼气项目被列为农村建设“六小工程”之一。2003年、2004年和2005年连续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沼气发展提出要求，要求进一步增加投资规模，充实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范围。在《农业法》、《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国家重要法律法规中，都对沼气发展提出明确规定。

　　四川、河南、湖北等10多个省出台了加快农村沼气发展的决定或意见，其中山西晋城、河南洛阳和周口、湖北恩施等地（市）将农村沼气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把手”工程，农村沼气由示范推广进入加快普及阶段。

　　长期发展瓶颈

　　建成后的管理问题，是沼气推广工作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何平主任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区，由于农民知识水平和技术力量有限，在沼气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个螺丝松了、气路堵塞等小问题，农民都不知如何处理。

　　另一个问题是，“三改”不能与“建池”同步，使沼气工程后期管理和服务出现了比较大的空白。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种植与养殖分家，各地出现了很多养殖和种植专业户。再加上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家中缺少主要劳动力，没能力养猪，有些建成的沼气池被废弃不用。

　　何平提出要特别注重专业的中小型沼气工程建设，希望国家专门针对专业户沼气建设进行投资。“如果建设速度太快，而服务力量跟不上，已建的一些沼气工程只能废弃了”，何平惋惜地说。

　　从长期来看，维护和维修服务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使用5年后，需要对沼气设备进行维护和维修。目前，沼气项目归各级政府的能源办主抓。能源办几位同志，既要制定规划，又得应付检查和进行指导，两三个人面对几千户乃至几万户，根本管不过来。

　　针对这个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的思路是依靠社会化力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今年河南省洛阳市政府拿出90万元，购买了108套沼气池建池模、20台沼气出料车，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发给了16家沼气服务公司，并对50家村级沼气服务协会给予奖励。由政府出钱出设备，鼓励企业对农民用沼气进行维护和保养。

　　建设资金多元化

　　尽管国家对沼气建设推广非常重视，并安排了大量的国债专项资金，但建设资金缺口仍然很大。

　　在现阶段，沼气工程仅仅依靠国家投资显然不现实。何平主任介绍说，目前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沼气建设配套资金可以足额到位，而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毕竟国家补助资金有限，不能全方位兼顾，完全靠农民自己是没有能力进行配套建设的。

　　何平建议说，农村沼气建设规模和投资力度不仅要考虑发展的需要和群众的需求，还要考虑建设能力、组织管理水平、建成后的管理与服务以及使用周期等综合因素。

　　“应把实施能力和后续管理与支持服务体系建设、配套资金落实到位等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切忌不顾条件一哄而上”，何平说。

　　政府提出到“十一五”末期实现30%左右的适宜入户率，意味着仍有大多数农户无法实现沼气利用。

　　利用多种渠道筹集沼气项目建设资金，在现阶段很有必要。开展国际合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2007年3月12日，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新农村与可再生能源”国际研讨会上指出，由荷兰政府同农业部合作开展总投资达8400万元的“促进中国西部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发展应用”项目取得了成功试点。

　　该项目在西部地区选择了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四川省仪陇县等7个县（市）的16个村开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建设试点，大大改善了这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曹石村为例，与2002年相比，全村年节电1.2万千瓦时，节约薪柴500余吨、秸秆201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