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干预股市应遵四项原则

　　最近的中国股市就像北京的天气一样，热得有点让人发晕。黄金周长假之后，指数轻松跨越4000点，成交量再一次突破3000亿，想不让人关注都困难。

　　《北京晚报》是一份北京地区的都市报，5月9日这一天的报纸上居然有四个版面是用股市新闻做的头条。

要闻版的消息是“股市突破4000点”，经济版的消息是“国歌改股歌”，社区版的消息是“股民不敢叫爹”，中国版的消息是“南京股民当赌民”，虽然不乏夸张搞笑的成分，但是股市之热在媒体版面上已经有点失控了。

　　越来越多的人在担心，面对如此过热的市场，政府会不会干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又会如何干预？

　　中国股市是政策市，但是坦率地讲，这种政策市的特征在股改启动之后在淡化，管理层对于市场的调控痕迹也在淡化。上证指数在突破了2000点之后，泡沫论已经泛起，但是管理层不为所动，上证指数在3000点震荡，头底争执之际，管理层也没有表态，这些反应在水皮看来不是政府的失责，而是市场监管定位使然，不是缺位而是没有越位。

　　当然，以行政干预市场的效果是可以立竿见影的。最著名的莫过于1996年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管理层在十二道金牌无效的情况下，只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文章甫出，再愚钝的投资者也不敢再揣着明白装糊涂，市场连续三个跌停。但是，行政干预能奏一时之效，却不能改变市场的趋势，1996年底的跌停并没有挡住1997年的牛市脚步，随之而来的就是报复性的反弹。

　　此一时，彼一时。

　　1996年的股市成交量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不到今天的1/30；区区300亿的增发额度就足以吓阻市场几年做多的冲动，而300亿还不够今天一个大盘蓝筹股的规模；1996年中国股民的开户数不过5000万左右，今天这个数字已经成了9300万左右；1996年中国没有基金投资者，而今天基民的规模已经达到1500万左右；1996年A股市值不到4万亿，而今天市值就已经达到14万亿；1996年中国不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而今天一个季度的外汇储备增长就能达到2000亿美元。

　　如果一定要寻找1996年和2006年的共同点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1996年是以长虹和海尔为代表的中国家电企业的高速成长期，而2006年则是以招行和民生银行(13.35,-0.22,-1.62%)甚至改制之后的工商银行(5.74,-0.03,-0.52%)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的高速成长期。换句话说，业绩实际上是任何一轮牛市的内在价值因素。

　　显而易见，在这种趋势面前，堵，绝不是一个好办法，要么被洪水淹死，要么被疯牛踩死。

　　更何况，今天的中国股市对全球的影响力又是那么的巨大。如果说“2·27”引发全球暴跌还只是让人意外震惊的话，那么“4·19”对于全球市场的左右已经让人无言以对。法兰克福的媒体声称，过去德国人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会惊醒，因为那时是纽约交易所收盘的时间。现在德国人可以放心睡觉了，他们只要在早上8点醒来就行了，因为那个时间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的时间。

　　格林斯潘是美联储的前主席，199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指出了“非理性繁荣”的概念。对于过热的忧虑，他认为他的职责不是去刺破泡沫，而是为泡沫破灭时避免对社会对实业造成的伤害而做好准备。格林斯潘对待泡沫的认识，值得我们管理层借鉴。

　　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投资，是以个人意志充分表达为基本前提的，但并不是说在供需失衡造成的泡沫面前，政府就无所作为。加快大盘蓝筹股的上市和海归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打击人为操纵、确保市场公平交易也是应有之举，不管强化哪种干预手段，间接的、有限的、市场的、法律的，都是应该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

　　作者：水皮 华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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