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的进退无关迁徙意愿高低

　　在道德意义上，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破产。这使当前户籍改革的必要性，几乎不言而喻。但是，是否所有的城乡问题，都可以由户籍开放而毕其功于一役？近日，中山大学一项名为《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研究表明，在珠三角9个城市的农民工中，只有24.8％的人愿意放弃老家土地，选择打工城市户籍。

既不愿意选择打工所在城市户籍，又不愿意放弃老家土地的农民工占29.68％。而广州、深圳、珠海的农民工比其它6个城市的农民工更愿落户打工地。专家就此指出，不要把解决农民工不平等问题简单化为户籍开放。

　　平心而论，这个调查结果至少有两重意外。其一，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愿意选择城市户口。在此次调查中的比例甚至不到四分之一。其二，城市户籍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并非想象中强烈，因为它事实上取决于城乡户籍的收益率比较。这样的调查结果，从实证角度为户籍改革提供了论据。然而，在户籍改革迟滞的语境里，它可能遭遇的误读也同样存在。

　　首先，既然只有这么少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城市户口，是否户籍改革的迫切性并不显见？城乡二元的发展格局，累积造就了今日城乡公民身份的不公，这种不公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歧视与精神压抑。如果以农民工较低的迁徙意愿，反推和强化当前户籍制度的存在，不过是为制度不公寻找肤浅的口实。事实上，农民工的迁徙意愿本身就受制于当下的现实。城乡分割的利益格局，不仅是一种制度不公的存在，更是一种残酷的生活现实，内化和改造了农民工的生活目标和生命轨迹。因此，迁徙意愿本身，并不纯然是一个客观指标，相反，它内在地反映了现实体验，而成为循环论证的起点。进一步言，农民工想不想迁徙与能不能迁徙，是个人意愿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分野。前者涉及个人选择，后者涉及制度文明。在更积极的改革意愿下，调查结果其实有助于对户籍改革的现实代价做出更真实准确的评估。

　　其次，农民工是否选择城市户籍，其实质是一个能否实现自由流动的市场命题。我们强调要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市场，其最大的体制障碍就在于户籍制度。在这里，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愿意选择城市户籍，其实是一个无关要旨的命题。在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之后，选择进城还是还乡，不过是劳动者个人自由流动的选择。在城市本位的思考视野中，吸纳多少和遣返多少农民工，是讨论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方式，由此采取的政策措施，不是强调城市排斥的各种门槛论，就是强调劳动力需求的城市吸附论。这两种政策诉求，都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这仍然只是强化城乡二元的发展逻辑，而不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下，寻求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因此，户籍改革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放开户籍后会有多少农民进城，而在于能否真正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随着户籍改革的讨论不断深入，与人口管理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已经越来越偏离，其历史凝聚的城乡差距与社会不公却愈发显现。在此意义上，户籍本身不过是承载城乡不公的一种制度形式，分设于户籍之上的土地权利、社会保障、教育资源等，才是垫高城乡差距的基础性障碍。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意愿，不是简单的城市户籍问题，而是畸轻畸重的历史发展所累积的城乡不公问题，坚定地拔除户籍所代表的制度歧视仅仅是第一步，更深刻的变革恐怕在于，以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真正消除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偏差。因此，户籍改革目标的清楚表述，首先还在于建立能够自由流动的统一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