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国权力嬗变：摒弃慵懒的福利主义？

　　5月10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并将于6月27日辞去首相职务。按照英国法律，工党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党领袖后，其新领袖将接替布莱尔担任内阁首相，直至2010年5月本届首相任期期满。从目前形势看，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将成为继任的不二人选。

　　当人们在热议布莱尔执政十年的是非功过，并揣测布朗的内政外交走向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布莱尔的辞职和布朗的接任，不仅仅标志着英国结束了一个时代，更意味着欧洲各大国新一轮权力传承和嬗变宣告基本完成。

　　新一代领导人是否将把欧洲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呢？

　　年轻新面孔接棒欧洲

　　最早应该从2004年算起。当年3月，发生在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的恐怖爆炸事件，让连任两届首相、执政长达8年的人民党领袖阿斯纳尔在大选中败北，44岁的工人社会党总书记何塞·萨帕特罗当选首相。

　　次年9月，在德国被迫提前一年举行的大选中，执政的社民党和在野党基民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均未获得足够的议席以单独组阁，为破解僵局，自1998年赢得大选上台执政的施罗德不得不放弃总理职位，联盟党推出的候选人安吉拉·默克尔出任总理，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

　　2006年5月，在意大利大选中，曾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代表中左翼政党的罗马诺·普罗迪，击败了执政5年的右翼领导人贝卢斯科尼，继1998年之后再度当选总理。

　　同年10月，奥地利大选揭晓，在野的社民党击败执政长达6年半的人民党，社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古森鲍尔今年初代替许塞尔出任奥地利总理。

　　2007年5月6日，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内政部长尼古拉·萨科齐在总统大选中击败竞争对手、社会党女候选人罗雅尔，成为法国首位战后出生的总统。连续执政12年之久的希拉克任满退位。

　　再加上日前执政英国十年的布莱尔正式宣布辞职，另一位工党领导人戈登·布朗即将接任，欧洲大国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最终完成了政治首脑的新陈代谢。

　　欧洲这一轮业已完成的权力传承，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的外在特征。

　　一是退位领导人都曾经长期执政——通常连任两到三届，执政大多在十年八年，希拉克更达到12年。正是这一代政治家，把欧洲从政治上扩张版图加速一体化、经济上增长乏力、外交上同美国保持总体一致的后冷战时代，引领到融合进程逐渐放慢、各项改革收效甚微但开始敢于向美国说不的21世纪。但也正是冷战结束后外部压力消除、内部福利社会继续稳定，特别是由于民众对高福利、低增长、低就业背景下，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厌烦，造成了多数选民对本国首脑产生政治上的视觉疲劳和反感，人心思变是促使政权更迭的最根本动力。

　　二是上台“接班”的领导人多数是年富力强、个性鲜明的政坛新面孔，无论是在施政纲领上还是执政风格上，都与前任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中除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出生于1939年外，大多是战后1950年代出生，如法国新总统萨科齐生于195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生于1954年，极有可能接替布莱尔成为英国首相的布朗是1951年生人，而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和奥地利总理古森鲍尔则更年轻，都出生于1960年，1962年出生的荷兰首相、基民盟领导人巴尔克嫩德在2002年上台时刚刚40岁，由于他天生一副娃娃脸，以致很多媒体拿他和电影主角哈里·波特相比拟。

　　精力充沛而不失沉稳老练、勇于开拓而远离偏激极端、雷厉风行而不乏灵活机变，是这批先后“接班”的新领导人的共同特征。他们不但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施政纲领，而且以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施政风格凝聚人气，给欧洲政坛吹来一股变革图强的清新之风。

　　“蓝色渐强，红色示弱”

　　除了两党制的英国外，欧洲多数新领导人都是以多党联合执政的方式上台，这是欧洲此轮权力交棒的第三个特点。在多党制居多的欧洲各大国中，这一轮上台的政党大多并未在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以政党联盟形式组阁成为普遍形式。

　　2005年德国大选造就了该国战后第二个大联合政府，取代了施罗德时期社民党和绿党“红绿联盟”的小联合政府。基督教联盟党以放弃包括外交、财政等8个内阁部长席位为代价，使社民党的施罗德放弃总理职位，在大选中取得微弱优势的默克尔得以组阁。

　　2006年上台的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是作为中左联盟领导人在议会大选中以微弱多数获胜的。除了中左联盟政党，普罗迪政府还吸纳了温和的天主教政党和共产党人士，是典型的多党联合政府。

　　其他如荷兰、奥地利等，也都是以政党联盟形式胜选，或者选后由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当选总统萨科齐的得票率仅比对手高出5个百分点。在对手得票率高达47%的背景下，大选后的法国随即发生多起骚乱。舆论由此普遍认为，吸收包括罗雅尔在内的政治对手进入政府应是萨科齐的明智选择。

　　这一轮权力交接，无疑使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

　　一方面，经过这一轮权力嬗变，传统左翼和右翼政党都面临空前挑战，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而极右翼势力虽然有露头之势，但也很快遭到迎头痛击。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传统左翼势力，在各国议会选举中所获席次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而很多基督教右翼政党也失去了往日较高的选民支持率。以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和奥地利自由党以及后来的“奥地利未来联盟”领导人海德尔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因为排斥移民、对伊斯兰教的极端态度，曾经吸引了一部分利益受损并在情绪上趋于极端的选民，但他们很快就成为本国主流民意和整个欧洲的众矢之的，虽然还不至于沦落到“落水狗”一般的困窘，但“过街老鼠”的名声已经天下流传。

　　另一方面，中左和中右势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犬牙交错之势，中右翼政党稍占上风。从国别看，算得上中右翼势力取代中左上台的，包括德国、法国、荷兰等，而中左代替中右的则先后有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也大体可归入此类。如果算上英国，中左势力似乎在国家数目上比中右略胜一筹。但是德、法、荷等国在人口和国力上要远远超过意、西、奥等国，再算上2006年上台的葡萄牙右翼保守派总统席尔瓦、2001年执政至今的丹麦右翼首相拉斯姆森等，看来经过这一轮政府首脑交替后，中右势力在整个欧洲还是占据上风。

　　简单地概括，经过这一波权力交替后，欧洲政治版图上代表中右势力的蓝色区域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据优势；代表中左势力的红色区域虽有所减少，但仍足以与蓝色分庭抗礼；代表意识形态色彩较淡的绿党等其他政党的绿色区域，则有蹿升趋势；而代表极右翼势力的黑色区域虽然偶尔浸染一块，都最终还是被洗刷甚至抹去。

　　欧洲由此迎来新时代？

　　欧洲各大国领导人的大换班，将对各自国家特别是整个欧洲带来何种影响？欧洲是否由此进入一个与此前迥异的全新时代？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从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改革政策，以及对待欧盟、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等方面进行分析。

　　从经济方面看，近年来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增长率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共同困难，新一代领导人纷纷提出包括减税、削减公共债务、强化雇主权利等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改革措施。但是从历史上看，上一代领导人也曾经面临类似困境并提出过几乎毫无二致的改革措施，但最后都收效甚微。看来，欧洲新一代领导人要兑现其上台前的改革承诺，摆脱各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不利局面，都将面临实践层面的挑战。

　　从政治方面看，无论是行政改革，还是对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利益保护等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十分棘手的“老大难”问题，欧洲新领导人想在这些方面取得前任没有的良好成绩，也绝非易事。

　　从社会层面看，由于长期的高福利制度浸淫，欧洲多数民众形成了既期盼改革以促进收入提高，又担心改革削减自身既得福利的矛盾心态。因而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教育、医疗、劳工、移民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涉及到许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每一步改革都会面临包括工会组织、老年群体、移民等强大压力甚至是反弹，要取得各社会阶层的广泛支持并获得成功，也将任重而道远。

　　从对待欧盟的政策取向上看，因为国内民意热情降低，各国利益诉求差距拉大，以及有所上升的欧式民族主义等影响，新一代领导人对深化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扩大等问题的分歧仍然很大：法国和西班牙希望条约修改简化后再投票表决，而这一要求对于也已批准该条约的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显然难以接受；在欧盟的权力结构方面，各国对于是否应该仿照主权国家那样设立欧盟领导机构，是否应该建立欧盟军队等，也都分歧重重。看来，新一代领导人在打破欧盟建设僵局、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道路上将难有大的突破。

　　尽管如此，新一代欧洲领导人仍然给欧洲带来两个方面的新特征：一是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开始卷土重来，中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增长和效率开始取代福利成为多数改革者追求的首要目标，人权、环保等开始超过自由民主成为更加现实的追求，美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开始取代社会市场经济成为他们争相追捧的经济教条。无论是默克尔、萨科齐还是将要上台的布朗等人，这批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政治家年轻时代正值冷战高峰时期，在意识形态上接受过美国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尽管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全球战略等持保留态度，但在内政方面却较前人更加笃信美式自由主义。

　　二是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新一代领导人尽管立场差异较大，但对于强化同欧盟成员国的合作并借此解决国内难题、提升本国影响有着深刻的共识。他们纷纷提出新的推进措施，采取积极姿态，为下一步欧盟在推进机构改革、扩大成员规模、协调内外行动等方面的进一步融合与发展，给人们提供了积极乐观的联想空间。

　　对国际格局影响不小

　　布莱尔宣布辞职，标志着欧洲各大国权力交棒的完成，更宣告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政策等方面已完全失去了欧洲的铁杆盟友。与此同时，美俄关系近来也出现冷战结束以来的空前紧张，许多媒体都在揣测“新冷战”会不会降临。而中国崛起的加速，日本、印度等亚太国家政治上的积极进取，既是欧洲各国领导人选前的重要议题，又是他们选后的重要外交课题。在此背景下，新一代欧洲领导人的上台，会否导致国际格局的进一步变动呢？

　　透过这批欧洲新领导人选前的竞选纲领和选后的施政方向，可以看出他们的确给国际关系格局带来了不少新的可能。

　　在欧美关系上，欧洲将在巩固同美国联盟关系的同时，更加强调独立自主，更加注意在国际事务上凸显欧洲声音。可以预见的是，尽管欧洲各国实现了领导人的新陈代谢，但他们对于维持并巩固同美国的联盟与合作，都有坚定决心和一致信心。

　　但是，欧美关系将在四个方面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一是随着布莱尔宣布辞职，欧洲新一代领导人对于布什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几乎都持否定态度，或者保持距离、保留意见，更多的是公开批评谴责；二是对于布什政府在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方面的表现，欧洲新领导人也不遗余力地加以声讨；三是在伊朗核问题以及整个中东问题上，欧洲更强调发出自己的声音，与美国主张强硬制裁与对话合作并用不同，欧洲则完全主张通过谈判对话解决；四是在欧美经贸摩擦方面，为了改进国内经济窘困局面，新领导人有可能更多地对美国说“不”。

　　在全球战略方面，新一代领导人更加强调欧洲的安全利益远远超出欧洲本土及其周边，在反恐、地区冲突等全球事务方面将会加深介入。无论是默克尔的中东和平努力，还是萨科齐的“地中海联盟计划”，抑或是普罗迪“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要作用”的主张，都显示出欧洲新一代领导人的欧洲意识既立足于欧洲及其周边，又放眼全球，既不要让欧洲沦为美国的尾巴，又不要成为新兴力量崛起的旁观者。竭力谋求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更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几乎是他们一致的目标和追求。

　　除了在能源和安全领域更加强调欧洲利益外，新一代领导人在环保、人权等方面较前一任更显理想主义，因而在这些方面对包括中俄等在内的大国的批评也将更加激进，在贸易摩擦方面的对抗也将更强硬。

　　在美欧俄博弈格局中既充分谋取自身的安全、经济等利益，又避免美俄新冷战的爆发，防止自己再次成为超级大国全球较量的战略前沿或缓冲带，将是欧洲新一代领导人的共同战略诉求。对于近来美俄关系的紧张，欧洲应该说“功不可没”：若不是在欧洲支持下的北约全力东扩，俄罗斯不至于反应如此强烈。但是，针对美俄两国步步升级的相互指责，和两国战略对抗表面化趋势的增加，欧洲各国必将忧心忡忡。因此，居间斡旋和协调，并通过加强欧俄对话与合作来安抚俄罗斯，应是他们的明智选择。

　　所有这些，虽然并不能在短期内改变 “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但平衡大国关系、影响新兴国家崛起进程，从而提升欧洲国际地位还是极有可能的。

　　中欧关系的挑战与机遇

　　欧洲各国领导人的权力交替，势必深刻影响到其与中国的关系。透过他们在外交方面的言行举措可以看出，他们的上台，既给中欧关系带来了系列挑战，也提供了不小的发展机遇。

　　挑战之一，中国同德国、法国等国关系渐入佳境的良好势头，将遭遇到领导人“更迭效应”或者“政党轮替效应”的冲击。新领导人为了巩固执政地位，迫切需要在内政外交上建立新权威、树立新形象，因而都会在短期内对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挑战之二，多数欧洲新领导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笃信，特别是在人权、环保等方面更为理想主义的激进姿态，也会给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中国和欧洲，在维系并增进政治互信等方面带来不小的障碍。近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对中国在人权、宗教、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问题容忍度下降，发出更多批评指责声音，就是这种挑战的集中反映。

　　挑战之三，新领导人都针对本国经济社会困境提出了诸多改革措施，急切兑现承诺的心态，将使他们在中欧贸易摩擦方面较之前任更加激进、强硬。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超过1000亿欧元的对华贸易赤字，使得欧盟不断要求中国开放包括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在内的多个部门，打破许多现有的投资限制，并对中国输欧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这些都是近年来中欧贸易摩擦的常见领域，新一代领导人上台极有可能在类似问题上更为苛刻。

　　当然，新领导人上台并非意味着中欧关系将出现无法克服的困难，更非双边关系的大逆转，因为他们并未减少中欧关系发展的正面因素，甚至还带来了新的机遇。

　　欧洲新领导人普遍反对以伊拉克战争为核心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在全球气候变暖方面的美国中心主义，这为中欧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转瞬即逝又弥足珍贵的契机。

　　美俄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伊朗核问题、中东问题的悬而未决，也为中欧关系的延续、巩固提供了正面动力。

　　欧洲各国联合政府居多，政治版图上中间势力独占鳌头的现实，也为中国化解不利因素、继续推进中欧友好合作提供了重要可能。

　　新一代领导人大多原本就同中国保持着密切沟通与交流，许多人对中国有着较深的了解，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和影响也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动力。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