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布斯的“纳税痛苦指数”的争论终于真相大白,美国人所说的“痛苦”并非指纳税人,而是针对投资者。但由此引起的话题却没有停止——中国人是在愉快地纳税吗?
总体而言,中国宏观税负约18%,低于发展中国家3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
国家税收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随着收入的增加,适用的税率会提高。于是,高收入阶层承担的税率会比低收入阶层高,然后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形成社会公共福利,以此来拉平收入差距,完成二次分配。然而这几年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薪阶层缴纳的比例超过六成,而富人的纳税不到一成。当前的税收制度违背了“多得多纳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税收本应发挥的作用演变为事实上的“劫贫济富”。此外,中国经济增量中被税收拿走的过多,这些年的一个普遍趋势是: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又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这说明,在居民创造的财富中“大头”都被税收拿走了。
这还不是纳税人痛苦感增加的根本原因。国家税收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中国的事实是,公共支出中用于提高民众福利支出的比例不高。官方数据显示: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经济建设支出增长减缓、比重下降;而关系民生的社会事业的支出远远不够,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比如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目前中国占4%,美国早就超过了10%。
与此同时,政府的越位现象非常严重,一个典型表现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各地的豪华政府办公楼、大广场、迎宾大道等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支出。在行政支出中,仅公车的支出每年就要花掉3000亿,公款吃喝达到了4000亿。
税负过高、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的并存,根本症结在于当下的财政体制仍然被计划经济思维笼罩。在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未建立的前提下,消除居民的纳税痛苦,只能尽快确定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所贯穿的理念是,国家税收的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公共财政所具有的两个特征是:公共财政是高度民主化的财政,它必须最大可能地反映公众的意志,体现财政的民主性原则;公共财政是高度法治化的财政,要依法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体现财政的法治性原则。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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