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的“Fun”人生

　　“如果人生只有一块，那么兴奋时就很兴奋，失败时也很沮丧。现在我有好几块，哪块不愉快了就可以放下，所以我非常乐观。”

　　——王巍

　　王巍以一种最放松的姿态，坐在自己位于光华长安大厦8层办公室的沙发里，脸上的笑容与头顶上方的照片相映成辉。

在这个陈列着书籍、奖杯和画框的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却是王巍在各处登山的纪念照。据说，现在许多客户常常习惯性地认为王巍又登山去了，转而与公司其他负责人联络。“我现在每个月的手机费一般都不会超过400元。”王巍得意地说。

　　不过，登山还不能概括并购专家王巍现在生活的全部。先后辞去自己一手创立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职位的王巍，保留下来的名片头衔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为了这个公会，王巍说自己“花了很大代价，一分钱不拿”。当然，为了保持市场感觉，他依然操作着一些并购项目，但这已经仅仅是为了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

　　相对于外界对其“言谈过于犀利”的印象，已是人到中年的王巍如今的生活态度更加自在。多年之前，王巍曾读到一个台湾作家写的故事：太太车祸去世后，丈夫整理遗物时看到一枚崭新的胸花，这是10年前两人在纽约的蒂凡尼商店买的，太太总想找个特殊场合再戴，却最终一次都没有佩戴过。

　　“人的一生很短暂，当年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叱咤一时的人物，现在却很少有人能想起来。人生没什么了不起，喜欢什么赶紧做，再不做也许就没机会了。”王巍说，“我比较享受现在的生活。”

　　SARS冲击

　　在王巍的一长串履历中，包含着上山下乡、上大学、出国留学、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制度设计、在国企工作及至下海经商的复杂经历。但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地道的商人，也不纯粹属于某一个行业。“从小到大我都是不太按规矩做事的人，无非是在不同的社会主流、当地生活和职业的限制下，不得不随波逐流。”王巍说，尽管自己也有各种跳出职业之外的想法，但往往被生活和事业压力所束缚。

　　2003年夏天，SARS袭击中国，也打乱了王巍原来忙忙碌碌的工作状态。万盟放了两个月的假，王巍也被困在上海。许多项目中断了，员工两个月都无法与客户联系。“我很恐慌。”他回忆到。

　　在上海，王巍作为SARS重灾区北京的来客，基本与当地人断了往来。无事可干的王巍索性埋头读书，其中很多时候是在重读大学时代的书，“似乎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当时的上海新天地，原来满满当当的客人一下子人去楼空，少有几家继续营业的酒吧稀稀落落坐着的都是北京人。王巍几乎每天都坐在新天地读书，或者与周围的客人随意攀谈。

　　半个月里，王巍读了30多本经济学、思想史方面的书，做了很多本读书笔记。他在上海一家古旧书店里又买了一套作家茨威格的全集，读了第四遍。“这么厚一摞，”王巍比划着双手，“总共8本，才100多元钱。”茨威格是他最喜欢的作家。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话：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中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王巍说，“经历不同，读书的味道大有差别。大学时代的读书是为了应付考试，后来有了多年实践再回过头来看书，完全就是中庭望月、非常通畅的感觉。”

　　他开始享受这种闲适的生活：在上海，自己去买菜做饭；回北京后，约朋友去爬当时几乎没有旅客的长城; 在海南，还开始学起了打高尔夫球。

　　假期结束后，王巍突然发现，生活节奏并没有因为被中途打断而发生变化。“原来觉得一定要做的事，现在过了两个月没做也没有太大影响。”他一下子觉得，人生的很多紧张和忙乱都是庸人自扰，“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对我是一个最大冲击”。

　　2003年也是他创办的万盟公司走上正规的一年。从1997年创业开始，万盟曾经遭遇过两次危机，最长的一次王巍有7个月没有给自己发工资。创业6年之后，王巍终于迎来了收获。紧张的创业神经松弛下来的同时，他坦诚自己感受到了“中年危机”：“我们这代人，十几二十岁时因为当时太穷了，理想境界都不是很高，比如就是有好的房子或者多少钱。然后拼命奋斗。赶上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不知不觉原来的理想在40岁时全实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落差，导致了所谓的中年危机。”

　　“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开始琢磨干点别的事，我也开始尝试生活的变化。”他说。

　　“非典”之后，王巍首先从公司总经理的职位退出，公司的发展反而更为稳定，出现了他所说的一批“小王巍”，业绩一年比一年好，三年后，他索性又辞去了董事长职位。

　　现在在圈里，王巍始终不渝地坚持作投资银行专卖店，对大公司不以为然。他坦承: “如果公司做大到有好几百人，我就永远卸不下包袱来，所以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干一些我喜欢做的事。”在这期间，也有一些员工因为公司的“不思进取”而离去，王巍对此并不介意：“我现在很懒，很多事不想做了。因为我不想牺牲自己的兴趣时间。”

　　和朋友们一起老去

　　王巍现在的许多精力是投入到并购公会中。为了“更多地推进对并购行业本身的建设”，2001年，王巍就开始主编中国内地首部并购行业年鉴《中国并购报告》；同年，又发起成立“全球并购研究中心”；随后组织出版并购周刊，创建“中国并购指数”，组织诸多“中国企业并购俱乐部”的主题活动。

　　2003年10月11日，王巍为发起人之一的中国并购联盟向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提出申请成立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鉴于民间组织在国内注册的种种政策障碍，中国并购联盟曾经与多家部委讨论挂靠问题，最终根据与全国工商联经济部和会员部的多次讨论以及筹备成员间的反复沟通，筹备组才正式提出申请报告。

　　在近两年的筹备期间，王巍等人奔赴日本、香港等地出席相关研讨会，2004年又作为发起人参与了中央企业主辅分离的业务开展，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发起设立“中央企业主辅分离服务中心”。

　　2004年9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并购公会正式获批成立。10月1日，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就与全国工商联经济技术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并购交易网”，作为国内最大的网上投资银行“专卖店”，面向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并购资讯与咨询服务。目前，该网站已拥有14000多名注册会员，集中了40多个城市的并购交易信息。

　　“中国的协会多是‘二政府’，商会看上去太杂乱，公会是几千年的老词，而且也是一种公益事业，所以我们叫并购公会。”王巍回忆到，“当时并购行业还是汪洋大海，没有几个打渔人，大家觉得单枪匹马很困难，所以很快就凑在一起，一方面保证市场规则，一方面互相取长补短提高技艺，互相倾诉。”

　　作为自发组织的非营利性民间行业协会，王巍用了“结党营私、聚众闹事”八个字概括协会宗旨。他解释到：“所有的协会章程，一般首先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然后是为社会做贡献，最后才是为行业谋福利。我们把它倒过来，既然结党就必须营私，这个私就是行业利益；聚众是指我们不断研究，每年提出提案在社会产生影响，这个协会才有实际意义。”

　　对并购公会，王巍现在似乎看得比万盟公司更重：“我们把公会的事情干好了，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虽然肯定不赚钱，但是很有成就感。”

　　王巍透露，并购公会在成立三年之后已经产生结余。而在2006年上半年，并购公会的年会还出现过财政危机。当时，一个已经决定赞助的企业临时撤出，会议资金出现了30万元的缺口。于是王巍摆下“鸿门宴”，把公会的理事们都请过来群策群力。没想到参加的企业家们毫不犹豫，当场凑了35万元。“对于这么弱小的行业协会，到场的都是非常精明的商人，却还是拿出钱来，说明大家确实都很珍惜这个协会。”

　　或许正因如此，作为会长的王巍在并购公会成立两周年之时，给全体理事和会员发了一封很动感情的信代替两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在信中写到：“并购公会可以走向伟大，这是我们的长期愿景……两年前，我们中许多人素不相识，从零开始搭建并购公会的平台，没有政府扶植，没有资金，没有业绩。今天，我们有了广为社会认知的品牌，有了政府各个相关机构的高度认可，有了自我生存能力，有了深厚的企业家和并购家群体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有了相濡以沫从创业中走出并在彼此支持中建立的深厚友谊。”

　　Mountain Walker

　　王巍现在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三三制”，除了做公司项目和并购公会之外，其余都属于“Fun”时间。这其中包括做研究、写书和讲课，还包括聊天、喝茶和游山逛水。

　　王巍的登山生涯同样来自于偶然。作为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老友，王巍常常毫不客气地挖苦王石的登山爱好是“作秀”。而就在王巍“非典”期间埋头苦读之时，2003年5月22日14时50分，王石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企业家中登顶世界最高峰的第一人。

　　“我一下感觉很不好意思，就去向他赔罪，他说你陪我爬一次山吧。”王巍回忆到。满怀“赎罪”之意的王巍在2003年“十一”期间也第一次穿上登山靴，目的地是海拔5400米的哈巴雪山。这一次，王巍只爬到5000米，尽管没有登顶，却极大激发了他的好胜心，对爬山的痴迷也一发不可收拾。他解释说：“在一种没有手机和其他人的环境下，不管是谁，大家统统撕掉自己的场，重新来过人生，使我感受到很多人性的温馨。”

　　在王巍办公室的登山纪念照片里，唯一下面悬挂有登顶证书的是四川的四姑娘山。这是他的第一次登顶。照片上，一身鲜艳登山服的王巍和王石等人坐在山顶上，满脸都是骄傲。

　　2004年“五一”期间，包括王巍在内的约十几人的企业家团队，集结在中国登山协会的旗帜下攀登四姑娘山。王巍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写到：“我有幸被选为登顶的第一批队员，早早躺在睡袋里饥寒交迫地熬过一夜……凌晨4点起来，匆匆吃了口饭，在教练帮助下再次检查了全部装备，睡意蒙蒙跌跌撞撞地在5点30分随队出发。黑暗的山谷里，十几盏头灯踉跄前行，逶蜿数里，应当是非常远古的景象了，我想。三小时后，到了海拔5000米的突击营地，寥寥几个色彩斑斓的帐篷风情万种地勾引着我们小驻一番，或者是干脆长驻一夜。犹豫之间，抬头看看一帮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遥遥前方示威似的长啸乱叫着，实在是忿忿然，不免激发了‘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心态。回首看看另一批不紧不忙执著前行的四五十岁的群体，正在按所谓‘王石速度’徐徐而来，不免当下心安。就势放下身段，回归本位，在王石后面亦步亦趋，不做非分之想。再两个小时后，距顶峰只有百米之遥，坡度急剧提高，只能结绳而上，且雾大脚滑，两面弧旋而下，岂敢多想，手忙脚乱地上爬而已。眼睛此时恰好进了汗水，酸涩难忍，只好朦胧前探，抓住了前头的援手，耳闻一句，‘祝贺登顶成功，5454米！’国家登山教练次洛早在此迎候了。霎时间，似乎雪住天晴，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幺妹儿（四姑娘山的最高峰）也颔首一现。”

　　一年之后，有了几次登山经验的王巍甚至自告奋勇组织了一支12个业余山友的乞力马扎罗远征队。这次，王石一直没有高山登顶经验的女儿王凌鹿在向导和王巍的威胁利诱下率先登顶，王石的秘书也熬到了海拔5895米的顶峰。“尽管女儿是哭哭咧咧地登顶，王石后来专门来谢谢我，说他太太发现女儿下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特别自信。”王巍说。

　　王巍和山友们每个月至少爬一次北京周边的山，一年内爬一到两座5000米以上的山。“我们一般通过短信聚集二三十个山友，早上七八点到马甸桥集合，拼车或者自己开车，到了把车停到山下，爬到山顶就快中午了，大家共同分享各自带的东西，然后溜溜达达下来，晚上吃个农家饭。”他们还把爬山分为不同级别，香山是副科级别，海拔1500米的野山在天气好的情况下属于正处，天气不好属于副局，5000米以上是正局级，8000米以上才是部级。王巍说: “我们基本在正处、副局和正局之间攀登。”

　　这样的登山爱好者被称为“Mountain Walker”。王巍更为享受的是登山时人与人之间心灵交流的乐趣。“我们爬七八次山之后还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常常用外号，很少谈自己。这样很无拘无束。”他解释说，“爬山的一个心理素质就是不一定非要登顶，登顶是万幸，不登顶是正常，不要有什么使命感。”

　　如今，王巍的朋友们也在和他同样享受着多种人生，有人在重新学画画，有人研究茶道。“每个人都有这一面，只不过平时被更多的焦虑所占据了。”王巍说，“如果人生只有一块，那么兴奋时就很兴奋，失败时也很沮丧，现在我有好几块，哪块不愉快了就可以先放下，所以我非常乐观。人生是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