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民投票表决凸显"和谐拆迁"

　　新华网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朱继东）6月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最大的单个拆迁项目——酒仙桥危改首次尝试投票解决分歧，寻求“和谐拆迁”。虽然此做法招致了一些争议，投票结果中同意《酒仙桥危改工作补充意见》的居民比例也未能过半，但“和谐拆迁”仍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这也表明我们应该在探求“和谐拆迁”之路上继续努力探索。

　　6月9日，居民在北京酒仙桥十一街坊投票点排队投票。当日，北京规模最大的危旧房改造项目——酒仙桥地区危改工程进行投票表决。项目涉及的5473户居民对相关项目实施细则及意见公开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新华社发

　　拆迁难是不少人的共同感受，难在它本身就是一个“结”，当事各方都有自身的利益考虑，并且大都在往相反的方向使劲，任何一个细节处理不当，将导致“结”越打越紧，甚至形成“死结”。北京酒仙桥拆迁引入“居民票决”机制，虽然不能完全否定票决拆迁的价值，但有关政府部门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民意，赋予民众更多的决策参与权，毕竟是个好的开端。其优点在于民主性和整体性，也为松开拆迁之“结”提供了一种思路。

　　不可否认，城市拆迁问题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敏感的神经之一。再加上一些政府部门总是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行推进城市建设的进程，很容易使人认为一些政府官员与开发商是利益共同体。发生在各地的拆迁矛盾激化现象，已不仅仅是有关部门作风是否粗暴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拆迁补偿是否合理，拆迁政策是否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许多危改项目启动时，政府部门会在发布公告时写上“应广大居民群众的要求……”云云，如果这些危改是“应居民群众的要求”而为，这些“要求”是怎样归纳出来的，它是以什么形式和过程体现出的？这些问题大都没有答案，也由此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过去发生的拆迁冲突事件中，大都是强势商人与强势政府各为其利，无情地侵夺民利，造成悲剧。酒仙桥危改工程的原则是“和谐危改，同步搬迁”，我们能从这几个简单的字中至少看到，拆迁中已经现出三方平等博弈的基本格局。在酒仙桥危改项目中，我们看到了城市“和谐拆迁”的曙光，我们有理由和信心期待“和谐拆迁”成为全国各地拆迁的通用原则。

　　尽管有了《物权法》，“拆迁”之难却未见缓解，各地政府、开发商千方百计寻求“和谐拆迁之道”。但要想做到“和谐拆迁”，就必须和任何政府行为一样，前提就是政府不宜单方面做出决定，然后要求公民遵照执行。在法治成熟国家，城市拆迁征询社区民意往往是个必不可少的程序，例如纽约的优列谱（ULURP）程序，即纽约城市土地利用审批程序，其第一道程序就是社区讨论，规划部门会把旧城改造或公共工程等项目所有申请材料转到社区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先雇佣规划公司对项目进行分析审核，然后召开三天的公共听证会，听会结果将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

　　此次北京酒仙桥工程的全民投票，可以看出基层政府与地产商，已经开始自我节制、自我约束。在拆迁中公然使用强力，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道德成本与舆论风险，这些已经成为基层政府和地产商的意识。当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和地产商具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和谐拆迁”也将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对这次投票，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工委副书记巴长瑞说：“投票只是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参考。如果大多数人认同，工作就可以顺利推动。如果大家不认可，还要想办法继续研究。”这个表态就是尊重民意的体现，也是“和谐拆迁”所需要的。

　　民众是政府的智慧之源，明智的政府不应事事都替民众包办，“和谐拆迁”更应该让民众充分说出他们的想法和要求。危改拆迁中学会征询民意、尊重民意，方能减少对抗和冲突，推动决策的科学、合理，让城市通过“和谐拆迁”有秩序健康成长。因为想着百姓，所以政府有了说话的从容，因为想着百姓，所以政府有了“和谐拆迁”的信心，也自然得到好评，创造城市的和谐与繁荣才会在人民的拥护中变成现实。这使我联想起新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在就职演讲中表示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以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和执法水平。“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应成为更多决策者和执法者的自觉选择，因为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酒仙桥危改首次尝试投票解决分歧的做法中尊重民意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但征询民意绝不能也绝不是简单投票表决。在今后解决类似问题时，我们应该借鉴法治成熟国家的经验，首先举行听证会或者主题辩论，让社区居民充分讨论，让赞成和反对方都有机会影响和说服民众，最后再进行投票表决。并且，社区讨论和投票不应该简单针对拆迁的进程，而应该包括拆迁补偿标准、地区改造规划、居民利益保障的方案如何确定等更多问题。

　　无论如何，拆迁征询民意都是应该做的，也是“和谐拆迁”的必由之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是，如何更多方面、更多环节、更好地重视民意，更多地让民众参与决策，让“和谐拆迁”成为所有人都自觉遵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