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发展“新特区” 经济将不再压倒一切

　　　专家解读：老特区靠的是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新特区则靠挖掘自身潜力和改革创新

　　成都和重庆同时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前的老特区究竟有哪些不同？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认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北京青年报评论则明确指出，新特区的不同之处在于着重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平衡区域二元化发展方面作出探索，经济增长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而是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不扩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损害环境为前提。

　　专家建议

　　城乡统筹　必须两条腿走路

　　四川省社科院林凌研究员对试验区的设立高度赞赏。林凌认为，试验区的设立对西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突出问题、走上协调发展之路有着重要意义，对全国统筹城乡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试验区的设立对成都来说，更多地意味着新起点上的新探索。如何才能搞好这个统筹城乡的试验？“我看，我们还要在尝试中坚持两条腿走路！”林凌说，一条腿是工业化、城镇化，另一条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为城乡统筹的最根本目的还是要让城市和农村的居民都富裕起来，不可能一致，但要缩小差别。”为此，他坚持，统筹城乡并不是要让农村和城市一样，而是要让城乡协调发展，让农村居民收入提高，让农民也能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让城市文明普及到农村。

　　建设新特区

　　重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成都、重庆成为中国“新特区”，为啥将统筹城乡放在第一位？对此，西南交大教授、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戴宾进行了解读。

　　戴宾表示，从社会经济基础看，成都和重庆城乡二元结构都十分明显，城乡差距大，矛盾突出，选择这里，更具代表性，也更具实践意义。

　　另外，成都和重庆都是西部跨省域的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强，带动作用更大。而新特区的提出，从某种层面上说也是为成渝经济区发展提出的，将成渝捆绑，同设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戴宾认为，发展新特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农村发展，不仅仅是靠资金补贴和扶持，更需要的是产业发展，就像一个饿汉，你给他饭钱，而不给他工作，永远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大城市为农村提供广阔的消费市场，提供了信息、资金支撑，农村则为城市提供蔬菜、肉禽产品和旅游休闲场所，城乡应形成产业的优势互补，农村有了自我发展能力，逐渐富裕了，统筹城乡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他表示，在成都，其实已开始走出了这一步，成都将自己整个区域划分为三个圈层，将第一圈层中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第二圈层，将第二圈层的蔬菜种植、养殖转移到第三圈层，彼此互补，已积累了初步经验。

　　农业产业化

　　要借力境外资本

　　试验区的设立为成都带来哪些机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小琪认为，最集中的表现应该是农民将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城市居民一起享受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了，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条件、能源、通信、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城乡市场建设、投融资体系等等都会更加健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也会更高。

　　具体到其对某一领域的影响来说，王小琪则觉得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会有一个长足的进展。他说，农业产业化主要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目前成都在本土企业带动产业化这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成效，下一步就应该利用试验区这样一个好的平台，进一步吸引境外企业参与进来，为之提供这样的机遇，这样也有助于促使现有的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其经营水平。　记者喻奇树王玲

　　新特区“新”在哪里?不靠国家税收优惠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接受本报专访，谈新特区与老特区的不同

　　成都和重庆同时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前的老特区究竟有哪些不同？记者昨日采访了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李后强认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全新特区。与老特区的区别为：

　　首先，理论依据完全不同。党中央确定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是新特区的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提出的“五个统筹”中第一个就是城乡统筹，这说明成渝新特区的方法是以“五个统筹”为依据的，说明新特区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其理论基础之一，因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均衡，必然难以构建和谐社会。

　　其次，现实背景完全不同。目前的城乡差别确实太大，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西部的资源开发需要靠国家的政策来激活，西部的文化潜力也需要创新的体制机制来释放，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也需要在政策体制上有新举措，这样才能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第三，动力来源完全不同。老特区靠的是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新特区则要向体制机制要潜力、要动力、要能力，而不是向国家要税收优惠、向海外要资本，因此改革创新是新特区的最大动力。这要求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上面”和“外面”，只有自己真正创新才是不竭的动力。

　　第四，发展途径完全不同。新特区是真正的内涵式和内源式发展，而不是老特区那种外延式外部型的发展。以前所有的开放特区都是在沿海，其内部创新比较少，现在两个试验区都在西部，说明我们的着力点要“向内”，要从内部寻找发展动力。为此，要做好向内发展就要看清我们的问题、弱点，找好发展的关键因素，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第五，保障条件完全不同。综合配套改革是一个“四位一体”的改革，不仅有经济的改革，还包含了社会、文化、政治的改革，因此在这样的改革中要求我们必须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这“四个文明”一起抓，不能只将目光盯在经济方面。应该说新特区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其保障和前提，要建立一个法治、诚信、开放、服务、高效的政府，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第六，工作重点完全不同。新特区的工作重点首先要思想解放、观念转变，要建立新特区的思维，思想上要“不等不靠不要”，要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次要抓好城乡统筹规划；三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五要抓好行政管理改革。

　　总的说来，新特区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老特区重点在经济，新特区重点在统筹城乡，说穿了就是要城乡协调发展，但我们还须强调，这个城乡统筹并不是要实现城乡完全一致，城乡之间肯定还是要有差别的，不能城市不像城市、乡村不像乡村。 记者王玲

　　在新特区打工　挣的钱肯定多些嘛

　　33岁的邹林户口虽在资中县归德镇麻柳河村15组，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早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成都人。从17岁那年到成都学做泥工，到现在他已经在成都生活了整整16年。听说成都成为了“新特区”，邹林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时候统筹到我这里啊？我儿子就能在成都读书了！”

　　昨日下午，当记者在成都市二环路边一楼盘门口见到邹林时，很难把这个清秀干净的年轻人和一个工龄16年的泥工联系在一起。邹林的妻子王华仙也在成都打工，夫妻俩目前暂住在十陵镇来龙村7组一幢楼房二楼的一个单间里。夫妻俩早出晚归，在成都简单而又幸福地积累着存折上的数字，但目前一件事情却让他们很无奈。

　　“暂住证、务工证、劳务合同证……需要办好多证哦，不过等我办下来，学校还是不能接收儿子冬冬过来读书。”邹林说，由于目前龙泉驿区规定暂住地和务工地点都要在龙泉，才能接收孩子读书，而邹林上班的公司属于锦江区，暂住地又在龙泉十陵，因此儿子不管是在龙泉驿区还是锦江区，都读不到书。今年把儿子接过来的希望基本算破灭了，只有等明年想办法办个五城区内的暂住证再说。

　　邹林说，虽然在成都生活工作了16年，他还从来没有和成都人拉上关系，平时的交际也局限于工友或者老乡之间。成都成为新特区让他充满希望：“新特区要照顾我们打工的，在新特区打工挣的钱肯定多些嘛。要是有了钱，在成都买套房子，把户口办过来，才算是成都人哦！” 记者秦勤摄影刘亮

　　北京青年报评论　期待新特区成为“以人为本”的典范

　　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有人习惯地认为，这意味着成渝两市将成为继深圳和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的又一个经济特区，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看法未免有点失之简单。从国家发改委的“通知”精神来看，成渝“特区”和传统“特区”将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获得了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不同的则是传统“特区”的主旨都是以招商引资为基调，以G D P 的高低论成败；而成渝“试验区”则着重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平衡区域二元化发展方面作出探索，经济增长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而是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不扩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损害环境为前提。

　　如果说，传统“特区”的设立，体现的主要是把G D P 增长作为主要目标的传统“改革共识”的话，那么成渝“特区”则无疑将成为“新改革共识”的试验区。这也就意味着，在成渝“试验区”，社会改革目标将取代经济改革目标成为改革的“主旋律”，实现由经济目标主导向社会目标主导的回归。坦率地说，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们基本上是只有经济目标，没有社会目标，有时甚至把一些好的社会政策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砸掉”，比如在教育、医疗、住房、环境保护、国企、劳工权益等领域的改革就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9项目标任务，以及为完成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必须遵循的6项原则，标志着注重社会全面发展已经从施政理念逐步向具体施政措施转化。无论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史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都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因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终于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靠经济的增长，可持续的发展离不开对人、对自然的尊重，所以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政策加以支撑。

　　在思路正确的前提下，要实现这一转变，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政府有没有财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再一个是政府有没有意愿。在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已不言而喻；至于第二个问题，中央的意愿已毋庸置疑，一些地方政府还在犹豫，但我确信，它们完成这一转变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这是真正的大势所趋。

　　重庆、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犹如一声春雷，宣告了“新改革共识”已经从一个理论问题，全面转变为实际推行的政策，其意义将不在改革开放之初设立深圳特区之下。我们期待着这一“试验区”能够成为“以人为本”的典范、和谐社会的典范、科学发展观的典范，成为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典范。

　　新京报社论　新特区要实现城乡统筹三个突破

　　近期关于“新特区”的猜测尘埃落定，“新特区”花落成渝两地。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布局的一次新的安排———以往的改革试验区基本都是在东部沿海城市，改革的主要出发点都是探索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而此次的改革试验区则放在西部城市，并且突出强调了统筹城乡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此举对西部地区以及全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涵义。

　　重庆和成都是西部大开发的龙头，中央选择此地既考虑了地域开发因素，也因此地极具城乡协调改革的典型性。事实上，从2006年提出“建设新农村”以来，国家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给予了很大资金扶持，但是对于农村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在城乡统筹的综合配套方面，一直没有出台统一的政策。在重庆市和成都市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可能将使得新农村建设由单纯的政策优惠转向更加深入的配套改革阶段，意味着新农村建设进入“深水区”。

　　在“深水区”，必然触及更多改革的焦点和难点。重庆市和成都市必将面对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而在这诸多问题当中，我们对三个方面的改革尤其充满期待，希望两地能在此问题上取得突破：

　　首先，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平关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今天，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已经不能简单地将农村作为单一的改革对象。许多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农村，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农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同时，城市中一些年龄大、学历低的人群，收入偏低甚至生活困难。

　　因此，城乡统筹发展就要求未来的改革不能割裂地对待农村或者城市，而应当让各种政策进一步精确化，能够加大对真正生活困难的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或者资助力度，有效调控城乡居民中的收入差距。

　　其次，城乡统筹中的土地关系。新农村建设需要城市的支持，同时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农村的支持，尤其是土地方面的支持。而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城市土地的需求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当中的土地关系，是统筹城乡发展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第三，村级组织中经济功能与行政功能的关系。长期以来，行政村被看作一种集体经济组织，而村级组织又承担着许多基层政权的行政职能。这种集行政职能和经济实体于一身的组织必然出现一些矛盾。例如，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者，未必是一个好的经营者，因而选择村级领导人时，就会在经营好集体经济和管理好村民之间形成矛盾。这些矛盾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基层组织的改革。而从长期来看，市场经济中也很难容纳一个兼具行政职能又是经济实体的组织。因此，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对农村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总之，在“深水区”中航行，既需要改革的勇气，也需要改革的智慧。不仅重庆、成都两地，其他未获得“特区”政策的地域，也应积极探索城乡统筹规划问题，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积累智慧。

　　南方都市报社论　新特区只有依靠市场才能成功

　　6月7日，新特区之争尘埃落定，成都、重庆获批综合改革试验区。这说明，以重庆与成都为龙头，带动中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平衡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对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

　　与以往相比，特区改革试验田的角色没有变化，但是试验的内容有了本质的变化，这是因为，以农村作为新一轮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地带，发展占人口绝大部分比重的农民的消费能力，中国的内需经济模式才有形成的可能。否则，所谓经济结构的转变不过是纸上谈兵。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城乡统筹比较成功的区域，是我国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其发展模式是由本地民间市场经济发轫，富民之后实现财富自由流动，城市群自然形成，通过商业之手联贯市场，而后由政府出面进行城乡一体化，成本小而收效大。在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事实上已不存在严格的城乡区隔。

　　有关方面已经认识到行政之手高高在上地用大笔资金推动城乡一体化很难收到整体发展、和谐发展之效，由政府推动、地方参与、调动地方经济的内生力量，毫无疑问就成为下一轮变革的主导路径。

　　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城乡一体化，既牵涉到发展方式的争论，也事关市场化的根本理念。通过中央政府将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主导政策制定，制定出适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以一个发展的环境吸引东部地区的企业和资金，与当地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是破解经济僵硬的大一统格局的试探性步骤。

　　此次再设特区是让市场与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用市场资金配置使财产增值，才能实现农民保障与农村人口的充分就业。城乡一体化并非剥夺农民的土地，驱赶农民入城成为城市平民，特区之特不是由中央财政进行拨付建立国有制的大项目，顺市场之势而为，特区才能在经济规律的意义上、在基层民主等社会意义上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