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募捐有损慈善事业

　　据报道，今年6月，山东威海全城掀起慈善捐赠的热潮。市委市政府发起“慈善月”活动，从市委书记到水电维修工，从集团公司到个体工商户，全都参与其中。短短10天，募捐现金近2000万元，企业认捐基金超过10亿。

在这创纪录的募捐成绩背后，则是一双强大的政府推手在运作。该市以行政方式层层推进募捐行动，各单位募捐成绩被纳入绩效考核，一些官员更是把募捐当作“政治任务”逐级下达。

　　慈善捐赠乃是出于爱心，完全是个人的自觉行为，一旦通过强制力来迫使人们捐赠就扭曲了慈善的积极意义。实际上，过多的行政化色彩始终是我国慈善事业的一个弊端，这使得一些官僚作风延续到了慈善领域，权力寻租就是一种明显表现。深圳彭年酒店原董事长余彭年是我国一位著名的慈善活动家，他曾经捐过十部救护车，结果发现有一半都被当地政府挪用变成办公车了，并没有被用于救死扶伤和接病人；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李书福新闻,李书福说吧)曾经委托有关部门寻找贫困学生给予资助，结果送去的所谓贫困学生竟然是当地领导的子女，无奈之余，他只好花费200万元自己派人去寻找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行政化色彩伴随慈善机构，使得这些机构的运行效率低下，透明度不够，信誉和形象也难以受到社会的认同，这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截至目前，中国有近200家慈善组织，接受的捐赠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05%，而美国有各类民间慈善组织150万家，其所吸引的社会捐赠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7%至8%。两者之间的差距之一，就是我国慈善机构多寄生或依附于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化色彩过浓，而美国慈善机构基本上都是民间自主成立。

　　这种区别在制度的设计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美国，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政策对慈善机构予以支持，以带动民间财力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而在我国，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五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这些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许可，有权开出可以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这样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民间慈善机构的边缘化。

　　社会财富有三种分配，其一是追求效率的市场分配，其二是政府通过财税制度主导的二次分配，其三是依靠安心和社会责任进行的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显然，慈善事业的本质就是一种以爱心为依托的财富分配，应该靠社会、靠人们的自觉来完成，而不是靠强制力来完成———这不仅容易使财富分配的形态发生扭曲，同时也容易伤害到人们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