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热”里的清醒剂

　　《丧家狗——我读〈论语〉》：“孔子热”里的清醒剂

    当下的“《论语》热”虽然有国学升温的背景，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学术“超女”所制造的媒体事件而已。站在学术立场、人文场域所进行的质疑与批判迅速转化为另类方式的炒作，所以，包括“十博士”在内的于丹反对者最终扮演了媒体同谋的尴尬角色。

于丹因为占有大量观众和读者的市场优势，而获得了话语合法性。所有卷入这场热闹的人无论如何卖力地纠正于丹的曲解和硬伤，都难以获得独立的话语价值，他们最终成为于丹神话的志愿者或附庸。

　　孤独是保全自我真实的最好办法。李零就是这样一位聪明的孤独者。当然，孤独并不意味着沉默，自说自话是孤独者所钟爱的话语方式。《丧家狗——我读〈论语〉》便是李零的自说自话。既然是自说自话，就必须建立一套独立的话语系统。李零利用孔子的自我命名——“丧家狗”来构建自我言说体系，确实有些惊世骇俗。因为在“圣人情结”的支配下，人们已经习惯了对孔夫子的各种赞美。孔子对郑人称其“累累若丧家之狗”连呼“然哉然哉”是圣人的自我解嘲，而后来者若也直呼孔子为“丧家狗”便是大逆不道了，所以，媒体立即以捍卫儒道尊严的姿态质问李零，如果孔子是丧家狗，你岂不连狗都不如了。

　　李零置大众的趣味于不顾，向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延续的孔子神化史发起了挑战。李零所对抗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那些强加给孔子上的种种谬误，而这种种谬误的出发点就是掩饰孔子的真实面目，按照政治功利的目的首先要给其戴上神圣的面具，以达到掌握话语霸权的目的。李零用“丧家狗”这一符号提醒人们，孔夫子原本只是一个落魄的思想者，他出身卑贱却又富有君子之风，为了回到周公之治的安宁局面，而四处游说，栖栖惶惶，唇焦舌燥，却无人理睬，徒有一腔热情，却终归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与饮鸩而死的苏格拉底相比，孔夫子并不是思想而受难的典型。思想敏锐而执著的思想者大都是不合时宜者，他们为发现真理而兴奋，却又为说服公众而大伤脑筋，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丧失信念和理想。这正是思想先知的伟大所在。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如此说来，一部思想史就是丧家狗四处奔走的历史。只有洞悉思想者的痛苦与无奈，才能更加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李零关于孔子是“丧家狗”的说法之所以今天看来有些惊世骇俗、大逆不道，这正是我们对真实的孔子隔膜太深的缘故。

　　平庸的人们总是喜欢向孤独的清醒者开火，因为清醒者的出现打破了平缓的思想进程，他的直言不讳因为破坏了某种规则和利益格局，而成为众矢之的。思想其实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冒犯中得以发展的。李零用“丧家狗”来描述孔子的苦闷，并不是对孔子的冒犯，倒是很有可能成为孔子的“忘年交”。李零宣称：“我喜欢活孔子、真孔子，不喜欢死孔子、假孔子。”他所真正冒犯的正是那些死孔子和假孔子的维护者。李零是比较敢说话的学者，这种话语勇气来自对思想真相的刨根问底。当有学者片面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宣称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救中国而且能救全世界的时候，李零站出来泼凉水，指出：“真正的西方文化，他们内心的想法，其实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回事。”如此不入耳的实话，是很多滑头式的学者所不敢说的。要说出难听的实话，不但要有勇气，而且还要有水平、有个性，一语道破真谛需要硬功夫。

　　李零便是说真话的高手，他能够将实话说得既一针见血又形象生动，针对图书出版的“丛书热”、“全集热”，他说：“书不是白菜”；针对大学“扩招热”，他说：“学校不是养鸡场”；针对高校人事改革的弊病，他说：“千里马的价钱买了一批驴”。深刻的思想无非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宽和，一种是尖刻，李零选择了后者，也因此被称为“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用“愤青心态”来描述李零的精神状况是不准确的。李零主张：“批评是要怀有极大敬意的，是要存宽仁深厚知心的。”

　　《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可谓是“孔子热”里的一副清醒剂。李零始终没有脱离文本，他在训诂考据上花了很大功夫，对历代的注疏进行敲击追问，以消解对《论语》的过度阐释。李零之所以成为学界的另类，并不是因为他溢出了学术边界，超越了学术规范，而是因为他对《论语》进行了个性化解读。他提出：“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论语》并不代表终极真理，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对于《论语》的态度因阅读者的生命体验、人文素养不同而存在差异，这并不能用一概精神境界的高低来区分，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拿一本书来定是非。李零说：“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如贪污腐化、制售假药、卖红心鸭蛋者流），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李零竭力消解《论语》的话语霸权，在他看来，只有将孔子拉回历史现场才能使《论语》由空洞说教变为亲切而细微的人生关怀。

　　如果没有对孔子的“同情之理解”，没有对《论语》文本的细读精解，孔子就只能是一个可以被任意肢解的符号。无论是尊孔，还是批孔，都是按照各自目的对孔子进行符号化加工的过程。热捧也罢，痛骂也罢，都与孔子关系不大。在孔子的招牌下面，有多少谎言、骗局，高明的或拙劣的表演在变着花样呈现出来，甚至连“重新认识孔子”也成了一种借口。李零对孔子的重新认识是从还原孔子失败的人生经历开始的。“孔子一生，很不得志。”孔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理想，却难以施展抱负。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与堂吉诃德或西西弗斯的精神气质颇为相似。充分认识孔子落魄的一面是重要的，特别是在于丹把孔子解释成为快乐主义者的时候，李零所提供的视角无疑带有很强的批判性。孔子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得意很快乐很成功的一个人，他很郁闷很孤独甚至还有几分狼狈。如果孔子果真像于丹所说的那样整天琢磨“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话，就不会选择一条艰难的思想跋涉之旅。我们不必担心大众会在品尝了于丹所熬制的“心灵鸡汤”之后，再来读李零的这部激愤之作，会从一种误导陷入另外一种误导，因为前者是一种教谕式的语态，而后者则近乎一种宣泄。

　　李零说：“读书做官是孔夫子的理想和遗产，我不喜欢。我更喜欢没官做的孔夫子。”民间的孔子是最真实的。将孔子的民间立场转化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功利性误读。将孔子思想工具化，就必然会破坏孔子的精神原生态。孔子民间虽然热衷于政治，却总是找不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只能孤独无助地去寻找精神家园。所以，孔子身上所体现的首先是一种对现状的不甘心和对追逐自我理想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读懂这种焦灼与期待远比将孔子设置在一个固定的解释框架内重要。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孔子思想接受史上，人们通过断章取义来肢解孔子，将其符号化，而对孔子内心的真实不感兴趣。这种解读暴力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态带来了负面影响。解读者在抹平孔子的精神个性的同时，也削掉了自己身上的棱角。实质的精神状况是，《论语》非但没有成为中国人心中神圣的《圣经》，反而成了“瞒和骗”的工具。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都不过是话语霸权者的一种虚张声势而已。孔子的精神魅力被后儒乐此不疲的美化和前赴后继的神化扫个净光。剩下的只是一个奴性十足的知识分子形象。

　　要想接近孔子的真实，必须要走进原典，通过贴近心灵的细读，才能发现孔子思想的奥妙。美国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在其著作《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描述了这种阅读历程：“初读孔子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平常而偏狭的道德说教者。对我来说，他的言论集——《论语》，也似乎是一件陈旧的不相干之物。后来，随着逐渐增强的力量，我发现，孔子是一位具有深刻洞见与高远视域的思想家，其思想堂奥的辉煌壮观足可与我所知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相媲美。”孔子给人们提供了充裕的话语空间，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体味孔子心灵世界的真实。《于丹〈论语〉心得》用了30多个页码刊载《论语》原文，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但是，于丹教授却对细读原文并不感兴趣，她的讲解是心不在焉、浮想联翩式的。《论语》成了保守者、激进者、投机者等各色人等共同的宣泄渠道。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李零多处提到了“文革”时期的“批孔”，指出：“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批孔”那样的政治闹剧已伴随历史云烟远去，可是，对孔子的误读并没有终结。反观当下的“孔子热”、“国学热”，我们要难保后来人不会这样评价：“是商业，不是学术”或者“是游戏，不是学术”。

　　

　　《丧家狗——我读〈论语〉》作者：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