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伪道德“绑架”三好生评选

　　　“不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甚至不参加课间集体舞的学生，都可能评不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前日，长沙市教育局正式发文，要求所有学校班级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时，至少保证每星期3个体育课时。

　　教育部向全国中小学推广《第一套全国中小学校园集体舞》的余音未落，旋即陷入口水之争。

就在多方争议尚未平息之际，长沙市教育局已挺身而出落实《第一套全国中小学校园集体舞》，将跳集体舞和三好生评选“拉郎配”，可谓煞费苦心。笔者倍感纳闷：这跳不跳集体舞和评三好生有何逻辑关系？难道要当三好生必得跳集体舞？三好生讲究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不跳集体舞是否就表明德育和体育不行？

　　显然，这种将跳集体舞和三好生评选挂钩的行为，暴露了双重危机：一是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不合时宜的命令；二是借用道德的名义对学生进行伪道德的价值判断。长沙市教育局的这种做法乍看起来似乎无可厚非，但细究起来则不乏粗糙甚至粗暴。试问，是否惟有跳集体舞才能保证学生体育素质优秀？是不是学生对教育局、学校的行政命令俯首帖耳才能表明其德育素质优秀？道德本身就是人言言殊，长沙市教育局偏偏将道德“整齐划一”，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种道德强权恰恰是一种伪道德。

　　然而，稍加留心即可发现，许多教育部门以及学校醉心于拿道德说事。还是以三好生评选为例，个中设置的门槛可谓五花八门，甚至稀奇古怪。比如，广州市越秀区某学校规定，凡身高体重不达标的学生，没有资格参与三好生的评选；某学校规定，学生宿舍必须获得“宿舍优秀个人”的称号，否则将失去评三好学生的权利；某市教委规定，不守交通规则的不能评为“三好学生”；南京市六合区某小学规定，如果学生不参加夏令营，即使成绩再优秀，也不能评三好学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看看，三好生的评选在某些地方已被异化到了多么畸形的地步！无端生出如此多的附加条件，无论是道德强求还是利益作祟，都模糊了三好生评选的本义。

　　由此可以想到另一种泛道德化的门槛。比如，在吃低保上，某市出台政策，购买电脑、使用手机的市民不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有的地方规定，养宠物者不得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买烟和营养品者不能被纳入低保。合肥市甚至规定，拥有电动车就不能吃低保。这就像一些学校的苛刻规定一样，如果学生拥有手机就不能被定为贫困生，就无法获得学校资助。如今，沈阳新出台《沈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明确取消了“家中安装电话、家庭成员持有手机、BP机”不予救助的有关规定，此举令人欣慰。只有越来越淡化强加的道德色彩，才能越来越体现人性化；同样，越来越从实际出发，才能越来越回归三好生评选的本质。

　　早在3年前，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就建议，取消三好生的评选。理由很简单，三好生的评选越来越特权化，越来越名不副实，不仅激励不了学生反而使他们有强烈的受挫感。顾先生的呼吁一时引来多方回应，现如今许多地方已经在对三好生的评选进行改革。在这关口，长沙市教育局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令人哑然。更耐人寻味的是，教育部拟推广的集体舞仍然处于舆论的漩涡当中，长沙市教育局就迫不及待地应和，这就不能不令人倍感失望和担心。

　　多年来，我们的一些教育部门热衷于用强大的道德话语，不由分说地推行行政命令，甚至介入原本纯粹的评选，这种行为确实该收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