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和2004年的“民工荒”不同,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大中城市,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范围,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基层劳动力将会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
200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提出警告:中国将要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指的是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
“民工荒”正成一种新现象
据相关调查显示,因为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制造业生意人的恐慌,已影响到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转和质量。
北京的长安街边,国贸桥往东几百米,万达广场的建设曾经在年初时遇到了一点小波折,因为春节后,大批工人没有如期回到工地,工程暂时无法开工。
“民工荒”正危及到城市的方方面面。正在修建的一中央部门的外交部新住宅楼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原计划1200人的工人队伍没能招齐,预计今年初修到楼房和地面相交的“正负零”,现在却只进行到地下一层。
北京崇文区环卫局四队则在其辖区的所有公厕内,一直张贴着招聘广告。因为清扫公厕的临时工一直没有满员。而且,“每天都有人走。”该队劳资科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这个城市里小区业主生活的细枝末节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去年保洁工随叫随到,现在要提前三天才能约上。在小区家政公司的登记单上,三天内的业务都已经排满,还有很多因为轮不上而注明取消的业务。”
25岁以下女工供不应求
四川在京民工杨玉红一直觉得自己和一起在北京打工的丈夫无法相比。丈夫在今朝装饰公司做木工,这是现在比较紧缺的技术工种,每天可以赚到70~80元。而杨玉红在一家小区所属的家政公司上班。“他们那是技术活,而我们这种是手头活,随便谁都能做。”她说。
但中国社科院2007年5月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显示,短缺的劳工恰恰是杨玉红这类“干手头活的非技术工人”,而且,对女工的需求量占了2007年新增用需求的57.8%。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章铮对此的结论是:目前的“民工荒”主要是25岁以下女工供不应求造成的。
在“民工荒”的最早爆发地广东东莞,“民工荒”仍在持续,由它所带来的工资上涨,已是普遍的事实。类似“招聘普工,底薪690,每天工作8小时,保证双休日,工作满一年可以享受5天的带薪年休假……”的告示,如今在东莞几乎每家工厂的门口或者传达室的窗户上都随处可见。四年前就从重庆巫山县来到东莞做工的张启君,感触最深的是这几年待遇提高了。今年5月份,她领到了2500元工资,“刚来的时候,第一个月才拿了一千多元。”她对记者谈道。
在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中,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另有32%的企业招到用工量的75%以上,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缺工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严重程度也远远高于2004年媒体报道的东南沿海民工荒。”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副主任都阳说。
清洁工队伍捉襟见肘
县城里劳工工资成倍的上涨没能阻挡劳动力的外流。因为在大城市及它们周围的“经济圈”,那里有更大规模的建设,那里工程更多,工资更高,机会也更多。
作为新兴的劳动力吸纳地——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迎接2008年的奥运,1215公顷的土地将被辟为奥林匹克中心。760公顷的土地将化身为城市的森林公园。首都机场正进行扩建,到2008年周转量将达到6000万人次。由此要建成一座比伦敦希思罗机场5个航站楼加在一起还大的航站楼。还有一个大的地铁系统也是这个奥运梦想的一部分。这个地铁系统完工后,预计北京将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线路。
如果把这些工程与城内一个普通的城区相联系,我们就会知道资本给工作岗位创造的巨大需求。北京市崇文区在迎奥运的名义下,扩建了两广路,花市小区,永外大街,南中轴路,李国庆所领导的负责马路清洁的一队因此要增加几十万平方米的保洁范围。环卫局还为迎奥运设置了新的卫生标准:路段的循环保洁缩短为半小时一个来回。李国庆说,这相当于每个环卫工人的工作面积翻倍,达到每人每天保洁马路1万平方米。如果要保证卫生质量,必须得增加人手。而负责公厕保洁的四队,为了达到达标创优的奥运标准,需要对辖区内的500所公厕实行单人负责制。这使得原来300来人的清洁工队伍捉襟见肘。
2015年劳动力将停止增长
一份联合国的预测表示,从2015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预见的中国人口变化趋势与之类似。该中心称,到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72.1%的峰值,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峰值将出现在2016年,届时将达到9.97亿。
“民工荒”背后的不平衡因素
实在没有料到,有一天,这些背着破旧的蛇皮袋,结伴辗转在各个城市车站的民工群体,会成为稀缺的资源。四川在京民工杨玉红说,她并没感觉到她对城市有多重要,她出来是为了赚钱。杨玉红每天早上7点多去小区做家政,没有确定的下班时间,有时候下午6点还能接到新活,干完后就快晚上10点了。一个下午的两点,当记者见到她时,她刚开始吃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开水泡油条。如果愿意的话,她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杨玉红通常用这天做自己家的家务,洗丈夫沾满建筑灰尘的衣服。
这在到城市里讨生活的农民工里算境遇好的。在相邻不到一里地的一个工地,大部分建筑工人都是单身来的,他们住在10个人一间的临时宿舍里,由于没有洗浴设施,洗澡洗衣服都是大事。但他们对这些都不太介意。他们只是反复对记者说,“多帮我们这些劳动力宣传宣传,价钱太低了。”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另外一些导致结构性缺工的因素。刘指出,如果将农村地区外出打工的人员分布状况与打工目的地的正规工厂的人口分布状况相比较,这两种情况并不对称,“因此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打工者,并没有去正规的企业工作,从而导致这种企业的用工缺口。”
造成企业民工短缺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企业对工人的年龄、性别过于“挑剔”,“比如一些酒楼、宾馆需要漂亮年轻女性做服务员,这种劳动力资源是绝对短缺的。”刘以此举例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少打工者更愿意去非正规工厂就业,因为这些工厂虽然环境相对恶劣,但由于来单快,回款快,且没有税负和工人保障等开支,往往给的薪水较高。
解决民工短缺的他国路径
如果把中国发端于2004年,蔓延在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几乎各国的工业革命都会催生出这样一个劳工紧缺的阶段。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对中国经济来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他国路径替代“民工荒”就非常重要,而这需要将中国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中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说。
似乎风水是在流转。在被多年廉价雇佣后,终于轮到基层劳动力的一点话语权了。虽然这些权利看起来仍很卑微。杨玉红的老板马上要给她们上一种保险,就是擦窗户的。有些工头老板也不得不给他的工人上保险,并尽量做到不拖欠工资以免被工人举报,记录上有污点。行业人员说,工程立项时,这些都是检查他是否有建筑资质的手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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