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看顺市场之势推三角洲经济一体化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提出如从1982年算起，快30年了。这些年来，尽管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突飞猛进，它和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一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脊梁和引擎。然而，迄今为止，统一建制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迟迟没有建成。

长江三角洲各省市之间尽管有诸多重大的合作和互动，但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省市间的经济摩擦经常出现，和谐共处还需不断协调。这一地区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体现出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立和发展任重道远。“长三角经济区”的缘起

　　笔者认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行政区和经济区的不整合，一个自然经济浑然一体的长江三角洲被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人为地分隔了，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破坏了和谐、协调发展。如果我们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提出、发展过程作一简略的历史回顾，这一弊病就会更加清晰地凸现出来。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动议，是源自与这一体制上的不协调而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已从珠三角启动，长江三角洲上的江、浙、沪经济也有了复苏和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经济发展举步伊始，三地之间经济摩擦就频频出现。概而言之，有以下几对矛盾：

　　一是产业（产品）同构，内耗严重。那时，上海有闻名全国的自行车厂，生产永久和凤凰名牌车，江苏、浙江仿而效之。那时，沪宁一线，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都生产同一类型的自行车。沪杭甬一线，嘉兴、杭州、宁波也是如此。除自行车外，电扇、电视机、电冰箱等等，也都如此。在全国市场上进行你争我夺的大战，从短缺始到过剩终，乐此不疲，内耗严重，给这一地区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

　　二是各自为政，盲目竞争，资源浪费，外商得利。上海港是中国第一大港，江苏、浙江作为上海的近邻和腹地，历来是上海港的货源地，和上海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统一对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江浙两省萌生了建立船队，发展港口，向国外自寻客户的意愿，产生了三地的新矛盾。由于长江河口拦门沙碍航，外轮不能全天候地进出港，只能在吴淞口外抛锚待港，上海港承受了巨额赔偿。这种上海港“吃不了”，江苏、浙江港口码头空着干晒太阳“吃不饱”，导致资源浪费，外商得利的可能。在今天，三地各港口却又面临避免价格上恶性竞争的任务。

　　三是各搞一套，生态失调，环境污染，风光失色。长江三角洲地处长江下游河口入海的尾闾，三角洲上镶嵌着风景优美、水质清澈的太湖，河湖交相辉映，可谓优势叠加，长久以来，江、浙、沪同享长江益，共饮太湖水，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是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对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的治理没有一个统筹的科学整治规划，而是基于本省市的局部利益，用湖不养湖，用江不护江，甚至以邻为壑，污染江湖，导致太湖流域水体持续污染、环境日益恶化，灾害频发。“上海经济区”的运作

　　针对上述弊病，1981年秋，时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在无锡太湖的一条游艇上召集了“太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江、浙、沪的科委主任以及地学、水利、经济、管理各方面的专家、教授20多人，会议是在边考察、边讨论中进行的。三天的会议中考察了苏州、湖州、无锡等城市，并与这些城市的干部和专家进行了交谈。讨论会上，上海的学者提出了“遵循自然经济规律、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著名土壤学家熊毅提出建立“╳╳省”，来统一规划长江三角洲环境问题的建议，中科院院士、著名地理学家周立三教授也专门作了题为“加强联合，发挥优势”的发言。会议结束时，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来解决江、浙、沪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已成共识。这次会议引起了中央领导对长江三角洲的关注。

　　1982年夏，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上海市几位中青年学者赴京撰写关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刍议》，《刍议》指出，长江三角洲是中国地理位置最佳、面积最大、工农业最发达、科技文化水平最高、人口最密集的三角洲，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地区的经济正在启动，趋势看好。但同时还面临着行政区壁垒森严，体制不顺等一系列问题，成立两省一市统一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必由之路，也是唯一的选择。《刍议》还强调指出：“江、浙、沪两省一市合则三利、合则大利，分则三害、分则大害。”

　　这一《刍议》在中央高层领导讨论后得到批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开始组建，原水利部副部长王林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上海经济区（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应运而生。

　　上海经济区办公室成立后，王林同志认为省区边界是森严的，但水是流动的，他从抓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着手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综合治理太湖的规划和工程。同时还对当时划定的江浙部分县市、上海市共15个城市10万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然而，由于行政区分割的桎梏，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上海经济区的建设止步不前，闭关自守、画地为牢、不顾大局、以邻为壑，愈演愈烈。一个科学合理的太湖综合治理规划久久未能实施，只能束之高阁就是一个例子。太湖综合治理规划中提出：两省一市共同负责、合理分工的项目，诸如开挖望（亭）-虞（常熟虞山）通江运河，拓宽太（太湖）浦（黄浦江）河，这些事关太湖流域全局的泄洪通道并没有得到实施，直到1991年春夏之交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一场空前的洪涝灾害，人们才想起早已制订而未实施的防灾工程，导致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严重水灾。灾害无声，但它却告诉人们，这场洪灾一定程度上是行政体制分割的弊病所造成的。

　　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还经历了一次次扩容，先是江、浙两省全部参与，后是赣、皖的加入，最后是闽、鲁的入盟。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也只是停留在规划而已，最后无疾而终。一体化进程时不我待

　　太湖洪灾已经过去整整16年了，在人们已经忘却了它的今年5月底，太湖蓝藻环境灾害突然降临，应了日本灾害学家寺田寅彦的名言“天灾往往在人们淡忘时降临”。太湖的这场灾害，比16年前的洪灾更为严峻，影响更为深远。人们忧心忡忡地问，对于同一水源地的上海市，明天是否也会遭受今日无锡无净水可饮之痛？更为重要的是，1991年天灾加人祸的洪灾，人祸是两省一市行政分割，没有做好太湖的灾害防范造成的，那么，今天太湖蓝藻暴发，是否也有行政体制分割的弊病在作祟？太湖在16年中两次大灾，再次给人们敲响警钟。长江三角洲要同“洲”共济，持续发展，必须不断进行体制改革，改变阻碍长三角大市场发育的不和谐局面，向前看，顺市场之势，推进长三角经济的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之路，已刻不容缓，时不我待。（作者系华东师大区域经济研究专家，首次提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专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