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城”的尴尬:尚无标志性中小科技企业

　　7年前，地处四川北部的绵阳，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字号”科技城。这是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大举措。在时代的大变迁下，一个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西部国防科技重镇，能否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科技城？

　　7年过去了，绵阳怎么样了？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又有哪些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带着很多人关心的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走进绵阳。

　　在美国旧金山的南端，一条300平方英里的狭长谷地上，每年所创造的国民经济产值可以与韩国持平，在世界所有独立的经济体中名列第十一位，这就是称为“美国科技城”的硅谷。

　　四川绵阳，位于中国西部，成都平原的北端。7年前，它被国务院确定为唯一的“中国科技城”。

　　7年过去了，绵阳实现了快速发展：GDP由155亿元发展到358亿元，规模以上企业由近300家发展到目前的720家。

　　这些年来，绵阳获得了一个个荣誉称号：联合国最佳人居范例奖、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在所有称号中，绵阳人最在意的还是“中国科技城”，这也被认为是绵阳的“立城之本”。

　　最近这些天，记者在绵阳采访，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中国科技城”的发展与进步。但，另一方面，在几天的采访调查中，也看到了一些积累已久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并没有爆发，却隐隐存在着。

　　这些，可能就是绵阳的“七年之痒”吧。

　　一问人才储备是否足够？

　　“我们培养出了100多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却没有一个回来”

　　从数字上看，绵阳似乎不缺人才。

　　现在，这里聚集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18家国防科研院所以及西南科技大学等11所大专院校，有博士后流动工作站5个、国家技术中心4个，荟萃了包括26名两院院士在内的17万余名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

　　在这些“骄人”的数字背后，绵阳却有着说不出的尴尬。

　　尴尬之一创新人才存在结构性失衡。几乎所有的院士和绝大多数优秀科研人才，都从属于几家大型企业和国防军工科研院所及其相关单位，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人才格局，人数虽然庞大，但是其主业是国防和军工产业，和绵阳的经济社会发展“两张皮”。虽然，近年来政府和国防军工科研单位采取了不少措施进行磨合，在军转民领域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并不足以支撑“西部硅谷”的发展，离科技城的飞跃，距离还很远。

　　尴尬之二缺乏一流的人才基地。硅谷之所以能够成功，重要原因是那里有数所被称为“硅谷摇篮”的世界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北京中关村之所以能够成功，重要原因是其周边有一群中国一流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而绵阳没有这样的人才基地，虽然有11所高校，但是缺乏一流大学，主要是一些师范院校、独立学院、职业学院和民办高校。

　　尴尬之三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绵阳市的中学教育的确很好，市教育局局长王和金说：“我们培养出了100多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却没有一个回来的。”

　　作为西部二线城市，吸引人才不易，留住人才更不易。在绵阳科技创业园中，记者看到有一个博士园，硬件条件很好，但真正落户并最终留在这里的人才却寥寥无几，有关负责人无奈地说，“这里信息不通，难以形成激发创新的环境。”

　　二问创新行为是否活跃？

　　“中小科技创新企业发展不快，很难说出哪一家是标志性的公司”

　　衡量一个城市是否达到“科技城”的标准，有一条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这里的创新行为是否活跃，是否不断有创新科技产品问世，是否不断有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起来。

　　以美国硅谷为例，那里有7000多家高新技术公司的总部，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高新技术公司中，有20%在那里安家落户。每隔几年，就会有一家影响世界的科技公司横空出世，比如微软、思科、网景、雅虎、谷歌等等。

　　在北京中关村，在美国硅谷，不断有数量巨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诞生和死去，创新行为十分活跃。

　　但是在绵阳，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与硅谷、中关村大不相同。记者询问一位中小企业局的负责人，“过去这些年，绵阳有多少中小科技型企业被淘汰或者死亡？”他思考了一会儿后表示：“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基本上没有。”他还告诉记者，“事实上，经过认定的高科技企业，在绵阳一共也不到200家。”

　　记者专程去了绵阳市科技创业园，面积很大的园区中，企业的数量不多，倒有开发商在这里建了数十栋别墅和居民楼。一位住户告诉记者：“科创园现在主要是住宅区，企业应该没多少。”

　　我问中小企业局负责人：“绵阳有没有标志性的公司？”他想了想，说：“不能说哪一家是标志性的，有一些成长起来了，印象最深的两家是固锐砂纸和光友粉丝。”

　　固锐砂纸是两个从广东回乡的打工仔创建的，后来和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合作，改进了砂纸涂附材料，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光友粉丝更有意思，是一个公务员下乡时，发现当地盛产的红薯卖不出去，就自己钻研，发明了让红薯粉丝从黑变白的技术，后来又发明了红薯制作的方便粉丝，从此打开了销路。

　　对于绵阳来说，最急需的恐怕不是这类非典型创业，而是源头科技创新型企业。

　　三问产业结构是否合理？

　　“长虹打喷嚏，绵阳感冒；长虹感冒，绵阳发烧。这种状况还未彻底改善”

　　1992年，国务院批准绵阳设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成立后，对绵阳乃至四川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1998年，高新区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总收入在全国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第十，工业总产值204.4亿元，排名第五，而工业增加值、净利润、上缴税额三项指标均排名第三。

　　辉煌犹在眼前，但近年来，在各地经济普遍踏上高速路的同时，头顶“国家级”光环的绵阳高新区，却走起了下坡路。

　　在科技部公布的2005年统计数据中，绵阳高新区的总收入排在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第四十五位。

　　谈及现状，绵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健很感慨：“我们已经落后了！绵阳高新区每一公顷的产出值只有4000多万元，而其他国家级高新区的产出多在7700万元以上，再这样下去，高新区恐怕都要被摘牌了。”

　　“成也长虹，败也长虹”，细心的人们发现，高新区的下滑期正好撞上长虹进入较长的战略调整期，让人难免把二者联系起来。对此，张健说：“因为长虹长期徘徊，高新区就陷入低迷，这本身就说明高新区产业基础过于薄弱。如果仅仅依靠一个企业，高新区本身也不会有大的发展。”

　　不仅仅是高新区，这些话放在绵阳市身上同样合适。过去，长虹一直是绵阳的支柱，它上缴的税收占市本级财政收入的70%，“长虹打喷嚏，绵阳感冒；长虹感冒，绵阳发烧”。目前，长虹的收入仍然超过绵阳市GDP的1／3。

　　绵阳人已经意识到，把一个城市的命运维系在一个企业身上确实很危险。目前，绵阳正在花大力气寻找新的增长点，提出了工业发展抓“两个拳头、四个层次”的战略思路，即一手抓长虹、攀长钢、九洲、新华等创“百亿企业”的扩张，打造工业“参天大树”；一手抓中小企业发展，培育工业“生态绿洲”。

　　应该说，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记者　赵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