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黑箱

　　面对蜂拥而来的跨国研发机构，有些人欣喜若狂，认为继世界工厂之后，中国正逐渐变成世界实验室。其实不然。

　　策划 本刊记者 | 葛方新

　　引 子

　　中国不是全球研发基地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创办研发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势不可挡。

据不完全统计，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接近一千家。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之一。

　　《环球财经》调查发现，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所谓“研发中心”都只是“代工”基地，主要任务是进行产品的“汉化”工作，为母公司更好占领中国市场服务。

　　还有一些则目的特殊，着眼于“政府公关”者有之，钻中国税制漏洞套取优惠政策者有之；甚至还存在一些专门搜集技术经济情报的。

　　当然，也存在一些目光长远的跨国公司，着眼于最大限度利用中国丰富而价格低廉的创新型人力资源，而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显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需要破题的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创新体系和人力资源战略，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取得优势。为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尤其是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上的攀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对于宏观管理部门来说，引进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任务的完成，没有科学完整的监管体制，也许结果会事与愿违。这也是《环球财经》关注此问题的初衷。

　　跨国研发“黑箱”

　　本刊记者 | 梁志坚

　　有专家指出，技术控制尤其是核心技术的控制仍然是跨国公司制胜的秘密武器。跨国研发机构凭借其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的优势，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自主创新形成很大压力和挑战。

　　用意不在“研发”

　　如果有人说，一些在华的跨国研发中心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高新技术的科研机构。人们肯定不会相信。

　　但如果走进这些跨国公司母国的研发中心，就会感受到明显的不同。

　　一位参观过博世德国研发中心，也参观过博世中国研发中心的人士这样感慨：“进去一看就知道，不仅是规模、设施的问题，而是它们根本没有打算在中国进行原始创新。”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其主要成果是别克内饰改进、推出鲲鹏等概念车以及包括君威在内的数款引进车型的改进。其未来的计划也仅是“尽快形成内饰、外饰设计能力，动力总成标定、底盘调整的核心能力”。

　　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资中，有52%是投入到应用研究方面，只有33%投入到开发活动中。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却是相反。

　　在很多外资研发中心里，研究和开发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门，职能和规模也相差很大。这一点在IT跨国研发机构中表现更为突出。

　　IBM中国研究中心，是IBM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首家研究中心，但上千人的研发队伍，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新技术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本地化和项目开发。这一点可以从每年IBM的技术专利中看到，几乎90％以上的技术专利都是出自IBM在美国的研发中心，而中国的研发中心则连1%都不到。

　　松下研发中心人士也曾公开表示，基础性研究机构多设在日本本土。例如，松下研发公司承担的聋哑儿童学习系统已经有了成熟的日文版，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中文化。

　　在西门子的研发体系中，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研发中心主要承担了基础性研究的工作，为西门子探索可能出现的新技术；在德国的5个研发中心，则是把这些技术变成现实，支持14个业务集团；而中国的研发中心则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开发，验证这些技术成果的可行性，再反馈给其他的研发中心。

　　“跨国研发机构在中国所解决的往往就是产品中国化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王俊峰副所长对《环球财经》记者说。

　　中国软件企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王文京新闻,王文京说吧)说，国外研发中心的研发重点基本上是本地化。他们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占领中国市场，更基础、更核心的很多技术实际上没有带来。

　　“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活动具有非常明显的研究指向。”王俊峰认为，大多数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都主要是用于进行技术的本地化研究，原创性开发和创新性研究的比较少。即使有一些高层次的研发，也主要是为其在华企业加强技术垄断优势，并借以谋取垄断利润服务。

　　“在华跨国研发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是全方位收集情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滕飞博士向《环球财经》记者介绍说，这种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世界各国在美国设立的研发机构最多，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得最新经济情报，跟踪和获取技术成果。

　　很多跨国研发机构都设有公关部，其背景都相当复杂，有些甚至挖来政府官员担任重要职务。“在华跨国研发机构一个很大的战略目标是影响政策。”王俊峰向《环球财经》记者解释说。

　　严防技术溢出

　　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不少人曾乐观地认为这是从产品到技术的输入。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除了争夺市场以外，研发中心大举进入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控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其技术垄断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说，外资企业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培植自己的竞争者。相反，会牢牢地控制住研发活动。王俊峰认为，“市场换资本、换技术的策略事实上并没有起到相应作用。”

　　商务部调查显示，有46%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建立独资的研发中心，其首要原因就在于技术控制。

　　“通过独资形式来投资，跨国公司可以自主管理，保护知识产权，根据市场情况及总公司战略决策来调整生产与研发方向。”王俊峰介绍说，即便是采取合资的形式，外方也注重控股权，或把中方的相关机构置于附属地位，封堵在华技术扩散渠道。

　　“很多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成立知识产权部，设立知识产权专员，对其在华知识产权活动进行科学化管理。”滕飞博士向《环球财经》记者介绍说。如摩托罗拉在北京成立了大中华知识产权部，IBM和西门子公司也相继成立了知识产权管理部。

　　滕飞向《环球财经》记者介绍说，跨国研发机构在华签署的技术合同大多以母公司的名义，在中国的研发成果也返回母公司，由母公司在境外申请专利，其技术转移主要在母、子公司和全球研发网络内部循环流动。最终的专利和技术成果体现在境外。一般在40个月后才会在中国申请专利，而此时，此项成果已经在境外产业化了，跟随技术而来的，是成熟的产品。

　　“中国是片肥沃的土壤，而在这片土壤上结出的果实却被跨国公司总部摘走了，中国的研发人员、科研院所都成了高级打工仔。”滕飞感叹说。

　　抑制本土创新能力

　　跨国研发中心的强势进入，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短兵相接式的竞争态势。

　　目前中国技术发展对外依赖性很大，新的先进技术产品，尤其是其关键元器件，严重依赖于进口，处于不断模仿创新的状况，在全球产业链合作中处于低端地位。

　　同时，多数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过程中，没有通过引进、消化、创新把这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加深了中国相关产业各环节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

　　例如中国汽车合资已20年，几大国家重点企业依然没有生产出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品牌的轿车，反而是近年兴起的体制外的民营企业艰难的自主开发生产。

　　“跨国公司往往将最新技术在内部循环，而把较陈旧的技术转让给合资公司或当地公司，有的合资公司将原有中方企业的研发机构合并或取消，削弱了中方的自主研发。”滕飞如是说。

　　由于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而导致的利润低下，又会影响其在研发领域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影响基础研究的投入，这又会进一步导致国内企业技术后劲的不足，从而在将来的研发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跨国研发机构还可能以其较强的竞争力，夺取中国公开招标的研究课题，许多中国公共财政投入产生的成果可能被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低成本利用，造成了技术的逆向扩散，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性。

　　人才“境内流失”

　　人才是创新之本，人才“境内流失”犹如釜底抽薪。

　　前些年，中国科技人才大量流出海外，一度引起各界高度重视。随着大量跨国在华研发机构的设立，人才表面上开始出现回流，但当前也出现人才在国内流向跨国研发机构的倾向。

　　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王文京新闻,王文京说吧)说，国外厂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是一把“双刃剑”，带来技术和新的研发，同时导致了研发人才流失。他建议，国家应该注意这些国外厂商同时带来的新一轮研发人才的竞争，加大对本土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扶持。

　　目前跨国研发中心奉行的战略是人才本地化，也就是说，支撑这些研发中心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技人才。除负责人和少量高级研究人员来自国外，绝大多数研发人员都在国内招聘，且以硕士、博士为主。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本土化的研发人员超过95%。杜邦高层告诉《环球财经》记者，杜邦中国所有的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全部是华人。

　　跨国研发机构提供了比国内机构优越得多的待遇、设备、工作条件和环境，吸引了大批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骨干。有关统计表明，国内人才“最优秀”中的40%、“优秀”中的45.7%都流向了三资企业。

　　中国众多的优质廉价的科技人才和良好的科研设施为跨国公司实现研发的当地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以IT业为例，有数据表明，中国的IT产业从业人员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9，印度IT人才的使用成本也是中国的2倍。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高级IT人才即已成为重点争夺对象。资料显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分别有82%和76%去了美国，这部分高端人才，即便是回流，也多数进入在华的跨国研发机构。

　　据知情人士介绍，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需要大量汽车研发工程师，其中汽车标定工程师，目前国内仅清华大学有该专业。每年校园招聘季节，德尔福都会赶在第一时间北上“抢人”。

　　跨国研发机构还中国科研院所、企业挖掘人才，由于在中国特有的体制下，大部分研发机构是国有的，产权不明晰，产权保护意识不强，至使中国的研究积累、公共财政投入产生的成果，甚至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保密技术也随着被挖走人员带给了跨国公司。从而形成了逆向技术扩散，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性，甚至对国家科技安全构成威胁。

　　“几年前，中国仅仅是世界的制造中心，跨国公司掌握的是中国人的手。而跨国研发中心大举进入，实际上是要掌握中国人的创造力。”有专家感叹说。

　　中国高校成了“帮办”

　　日前，通用汽车等四家全球500强公司，在同济大学设立PACE（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与工程教育推进伙伴计划）中心，向后者提供超过4.7亿美元的硬件设备和相关培训。

　　早在1994年通用汽车就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通用汽车－清华大学技术研究所”，1998年通用汽车又与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通用汽车－上海交大技术研究院”。

　　不仅是通用汽车积极与中国高校合作。IBM把中国的研究开发总机构命名为中国大学合作部。从1995年，IBM开始陆续与55个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宝洁公司与清华大学共同创建全球第19个大型科研中心。

　　大多数中国高校的研究经费不足，是进行技术研发面临的主要困难。高校纷纷与跨国公司进行项目合作，获得经费。其隐患也日益显现。

　　有研究表明，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高校产生不利影响，例如高校已有或通过合作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被跨国公司低价占有，研究人员从本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向外资研发机构的流动等问题。

　　由于合作的经费主要来自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往往掌握主动权，研发出来的技术或者专利，最终都归外资研发机构及其母公司所有。

　　滕飞认为，高校和企业的技术合作必须坚持“在开放中自主”的原则，高校不能沦为跨国公司的附庸。

　　“近年来，中国高校逐步开始考虑自身利益的长远保证和知识产权的维护，开始有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滕飞说，“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已经警觉起来，开始主动争知识产权了。”

　　《环球财经》在调研中发现，在合作研发过程中，很多高校明确要求与跨国公司共同享有知识产权。

　　目前，研发成果的产权的归属绝大部分也确实由合作双方共享产权，但往往会签署“未经对方允许，不得转让第三方”等附加条款。

　　“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中国的研发主体是科研院所，而跨国公司是企业，企业可以直接把研发成果产业化，而中国高校只有通过技术转让才能获益，‘未经对方允许，不得转让第三方’这样貌似公平的条款下，中国高校是难以获得知识产权带来的持续收益的。”滕飞向《环球财经》记者揭破了其中的假象。

　　目前，几乎所有中国重点高校都设有外资参与的奖学金，其中很多受到外资企业左右，并影响到毕业生的分配。来自商务部网站的信息，在清华大学近100种奖学金中，外资公司出资的占了一半，且数额巨大；北京大学的每年400多万的奖学金中，外资占了300多万元。

　　部分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开始深入到中国大学教材的制订上，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出资参与中国高校精品课程。

　　专家分析，这会不会潜移默化地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改变教育方针？值得探讨。

　　利弊权衡

　　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说，权衡起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增多并不是什么坏事。从环境影响等方面考量，“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研究机构总比大规模建加工厂好，高端环节过来总比低端过来强”。

　　倪光南院士举了几个例子，他认为影响比较好的除了SAP中国研究院外，还有INTEL中国研究机构在开源软件研究方面的努力；以及SUN中国研究院围绕JAVA做的工作，也是做开源软件研究的，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

　　事实上，部分大型跨国公司的在华研究机构有很多具有公益性的研究项目，比如对开源软件的支持。“全世界的大型跨国公司除了微软之外都在支持开源软件”，以抵制微软在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方面的垄断，而这种公益性很强的工作很多跨国公司的中国研究机构都在做。

　　因此，对于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的评价，要看其“工作是公益性多还是私利性多”，倪光南院士对《环球财经》记者分析。所谓“私利”，倪光南院士更多的是指其是否服务于跨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目的。

　　即使对于微软在华的研发机构“微软亚洲研究院”，倪光南也没有完全排斥，“微软（亚洲研究院），一部分是搞本地化的，为其产品服务，增强其竞争力；而搞基础研究的，看不出有什么坏处。”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就具体的研发机构定量地说才行。

　　“打着研发旗号搞别的东西的也有可能，需要我们的有关部门警惕”，倪光南院士对《环球财经》记者说，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的大规模增多“对中国有利有弊，如何趋利避害，主管部门需要清楚这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肯定是对他们自己更有利，因此我们没必要去感谢他。”

　　SAP中国研究院院长芮祥麟博士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增多对中国的影响，“要看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机构在整个研发流程中所占的角色，我们知道目前大多数的都只是将生产的部分搬到了中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好的。对于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是不利的”。

　　“但是总还是有很多像SAP这样的外资企业愿意将最核心的技术、最先进的研发理念和管理机制拿到中国来。”芮祥麟博士继续说，“这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应该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补白：跨国研发机构蜂拥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司司长奥滕日前在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和最具吸引力的研发投资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对全球跨国公司开展的调查显示，最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的国家排名依次为：美国、英国、中国、法国、日本及印度。

　　博思艾伦的报告显示，2000年至2005年间，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印度的研发投资增长了17%，在日本的增幅为3.8%，在欧洲增幅为5.2%。未来3年内跨国公司设立的3/4以上研发中心将落户中国和印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此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逐年增多，2001年以后增加较快。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俊峰博士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接近一千家。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之一。不但数量快速增加，现有研发中心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在全球研发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出于节约研发经费、利用中国人才资源的考虑，将研发基地投向中国，己成为跨国公司必然选择。

　　研发中心的迁移热潮的背后是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重新认识和定位，随着中国的战略地位的提升，这些跨国公司开始急切地在中国建立起从研发、制造到销售的一条完整的价值链，从而建立起更具有优势的竞争地位。

　　跨国研发机构对华转移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计算机、通讯、电子、化工、汽车、生物和新材料等行业上。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国外发达市场上的饱和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石油、建材等传统产业和技术密集程度并不高的一般产业，跨国公司也在建立技术研发机构。

　　从区域看，北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多以IT业为主，其中尤以美国公司居多。化工、汽车、医药行业是上海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主力，比重超过50%，其中欧洲公司占50%。广州、深圳则以通信领域为主。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大多采取独资形式，少数与中国大学或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

　　专家认为，跨国研发机构对华转移目的是适应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将在华研发视为全球研发网络的节点，充分利用全球研发资源，实现研发的全球一体化。

　　

　　不一样的SAP

　　本刊记者 | 邵振伟

　　SAP中国研究院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院长公开喊出不做“代工”的口号。而且他对中国创新产业链的建言，已经显然脱离了跨国公司的本位。

　　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王文京新闻,王文京说吧)说，国外研发中心的研发重点基本上是本地化。他们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占领中国市场，也就是作些“汉化”工作。但是，用友的最大竞争对手SAP的中国研究院却似乎是个例外。

　　超越“汉化”

　　“我们不是一家软件的代工工厂，我们是一个覆盖了一个软件产品的完整的生命周期的研发机构。”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SAP中国研究院院长芮祥麟博士表示，SAP中国研究院的研发是“面对全球市场的，针对40多个国家的中小企业产品”，“我们已经从一个软件工厂变成一个知识中心”。

　　经过了10年的发展，SAP中国研究院已从服务中国客户的本地化机构一跃发展成SAP全球前五大研究院之一。作为一家战略研发中心，SAP中国研究院已经成为了增长最快的SAP分支机构之一，现已发展成为这家总部位于德国沃尔多夫市的跨国巨头继德国、印度、美国和以色列研究院之后的又一世界级研究机构。

　　SAP中国研究院的前身是SAP中国研发中心，成立于1997年，当时主要是做SAP产品的汉化工作。SAP最早进入中国市场期间，主要客户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如柯达、宝洁等。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市场培育，SAP开始被中国本土企业所接受。这时，产品的本地化问题也日渐突出，因此SAP在中国建立了100余人的研发中心。

　　后来，在时任SAP大中国区高级副总裁的芮祥麟博士的“游说”下，SAP总部决心升级在华的研究中心。芮祥麟在解释他的动机时表白，他心中一直存在一种“中国也能出世界级研发机构”的情结。

　　2003年11月，已运转6年的SAP中国研发中心正式升级为SAP中国研究院，并由总部直接管理，芮祥麟被任命为院长。从在上海设立SAP中国研究院开始，芮祥麟带领的队伍越来越大。到现在，SAP中国研究院在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有了一栋现代化的五层大楼，而且二期，三期的两栋楼已基本建成，即将于 2007 年 5月竣工。

　　目前，SAP中国研究院人数已达600多人，大部分人力资源都集中在中小企业解决方案，并“围绕中小企业解决方案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自己的价值链”。

　　按照计划，芮祥麟希望SAP中国研究院于2008年能扩张到 1500 人的规模。成为仅次于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研究院之后的SAP全球第四大研究机构。

　　不仅如此，SAP全球研发服务中心（成都）于2006年3月在成都成立。作为SAP中国研究院的最新机构，成都研发服务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为全球中小型企业、SAP全球合作伙伴和SAP内部提供全新优质的产品化软件解决方案和软件服务业务。2006年7月起，该中心正式被纳入SAP全球研发服务体系，成为继德国之后SAP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研发服务中心。

　　SAP大中国区总裁西曼先生表示：“在为SAP和全球用户及合作伙伴带来优势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SAP中国研究院的角色远远超越了商业应用。我们预见到该机构会成为中国软件业蓬勃发展的驱动力。数以百计的中国软件专业人士已经在SAP的工作中获益匪浅，随着SAP中国研究院的发展，我们将逐步成为中国商业管理软件行业的带头人。”

　　而与SAP中国研究院的快速发展相应的是，SAP中国过去几年来的综合年增长率达到70%，成为在中国赢利最多的外国公司之一。

　　拒绝“打工”

　　SAP中国研究院是一个不满足于作“代工”和“汉化”工作的跨国公司中国研发机构。芮祥麟对《环球财经》记者表示，“在经营中国SAP研究院的时候，我的理念就是绝对不做编码代工之类的，我不甘心只做中间制造这一部分工作，我们要拥有整个价值链。”

　　“我们承担的项目有90%为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项目，并不只是为中国客户服务的。”芮祥麟告诉记者，中国研究院在SAP全球中小企业产品研发中起着主导作用。

　　芮祥麟介绍，SAP中国研究院目前大概有600多人，大部分人都集中在中小企业解决方案。并围绕中小企业解决方案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自己的价值链。

　　围绕中小企业解决方案，从一开始市场调研开始，SAP中国研究院不止是负责中国本地的市场调研，还负责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整个南亚地区，还有日本的市场调研。

　　在充分掌握当地的市场需求、客户需求的基础上，把这些客户的需求变成比较量化的东西，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的定义。产品定义好之后做出原形，然后在很小的圈子里交流，搜集其核心客户，以及核心的合作伙伴对这些原形的意见，如果这些论证都通过，再做大量编程的工作。

　　做完大量编程的工作还要推入市场，协助这些国家的机构，比如说协助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南亚诸国、还有日本去做推入市场以及协助他们的销售工作。

　　通过对于这个流程的整体把握，SAP中国研究院也就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价值链。

　　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也对SAP中国研究院做出了较好的评价，“SAP中国研究院原来只是做代工和业务外包，后来提升。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同样是中国的人才，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做出的创新，而且是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工作。”

　　实际上，倪光南院士之所以对SAP中国研究院比较欣赏，不仅在于其不作代工的“榜样”意义，以及“对于热衷于外包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也许还在于SAP中国研究院对于开源软件的支持。

　　SAP大中国区总裁西曼先生曾表示，SAP中国研究院将“全力探索Linux在中国信息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这对于打破微软在中国相关市场的垄断显然具有很强的正面意义（参见《环球财经》2006年第3期“微软中国垄断调查”）。

　　建言中国创新产业链

　　实际上，跨国公司中国研发机构的大规模出现，让中国的创新体制面临尴尬。一方面是“民工荒”的大面积蔓延，社科院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民工荒”问题已经蔓延到中西部地区；而另一方面则是高等教育群体的大面积失业。而中国社会的说辞则是惊人的一致：高等教育的失败。

　　但是，这些被教育失败“毒害”了的人力资源到了SAP中国研究院则成了香饽饽。芮祥麟说，中国的整个人力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对于人才，芮祥麟称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如同看到了宝石一般。当然，在进入研究院之前，许多本地人才还只是璞玉，我要把他们雕琢成为美玉”。

　　芮祥麟承认，中国高质量人才资源的充足和价格的相对低廉，使得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在成本控制方面很具优势。“相比于国外的人才，本土人才在技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SAP 公司的高级执行董事韩迎科说，“长期以来， SAP 中国研发中一直与中国的顶尖高校和学术机构合作，从中国日益增长的世界级 IT和研发人才库中受益匪浅。”

　　显然，中国企业的创新不力，把板子拍在高等教育的身上是不公平的，更不能责怪中国创新人才的“比较优势”不足。而应该更多地从产业发育的路径来考虑。

　　芮祥麟表示，中国的软件业要生存，要摆脱给跨国公司“打工”的业务外包模式。从中国的软件业这一方面来说，出路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打造创新产业链

　　——专访SAP中国研究院院长芮祥麟博士

　　本刊记者 | 邵振伟

　　中国的创新条件不差，尤其是人力资源方面。但是没有创新的产业链遏制了创新能力的发挥。

　　芮祥麟见证了中国管理信息化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他本人也完成了从一个技术员到跨国公司在华创新体系领导者的角色转换。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有很强的“中国创新”情结。日前，《环球财经》记者对芮祥麟博士进行了专访。

　　中国已经具备创新的商业环境

　　《环球财经》：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大规模增多，能否结合SAP中国研究院的实际情况谈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芮祥麟：中国近十年的在经济和商业上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的另一个焦点。 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和投资环境的日益完善，加上中国充足的人才资源，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来设立研发机构就不足为怪了。

　　而SAP在中国设立研究院的原因当然也离不开这样的背景下的全盘考虑，重点要说的是，中国高质量人才资源的充足和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价格固然在成本控制方面占了优势，但是对于SAP来说，我们考虑的重点却并不只是这个。

　　我们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核心就是中小企业市场，而中国拥有数量极其庞大而且多样的中小企业，这对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主要以中小企业管理软件研发为核心的研究机构提供了最有营养的土壤。

　　《环球财经》：与中国院校等研发机构以及企业研发结构相比较，SAP中国研究院在研发流程、管理体制等非技术方面有什么特点？

　　芮祥麟：跟院校的区别在于我们的研发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而对于本地企业来说，我们的不同是我们的研发是面对全球市场的，针对40多个国家的中小企业产品。

　　另外一点重要的不同是，我们不是一家软件的代工工厂，我们是一个覆盖了一个软件产品的完整的生命周期的研发机构。

　　从管理体制方面，我们是全球化纵向的管理体制，每个研究部门都有他们的重点或者说优势领域，我们是SAP全球的中小企业的解决方案中心。

　　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非常注重长期职业规划和素质培养。例如，多文化的沟通方面的培训等。

　　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环球财经》：SAP中国研究院人才本地化的情况如何？本土研发人员流动率有多少？由人才流动产生的技术外溢现象是否明显？

　　芮祥麟：我想我们在人才本地化方面是做得非常彻底的，基本达到了95%以上。而我们的流失率在同等企业中来说绝对属于非常低的。

　　而技术外溢现象的问题在任何外资公司都会发生，尤其在高科技行业。事实上，SAP在中国的这十年里，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看待，促进了中国的管理软件市场生态圈的发展和完善。

　　《环球财经》：您认为，像SAP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对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有多大影响？

　　芮祥麟：作为SAP中国研究院的院长，我非常高兴得看到我们在向中国创造转变方面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如果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能够在中国积极地进行这样的努力和尝试，这个影响将是巨大的。

　　除了能够帮助中国培养大批具有先进研发经验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之外，对整个行业在进行自主创新的趋势和潮流的建立和推动上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以我这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写了本书（《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发展中国的自主创新。

　　中国软件公司“打工经济”

　　《环球财经》：您曾谈到“整个生态环境对创新的重要性，要实现创新必须拥有整条价值链”，能否解释一下其中涵义？

　　芮祥麟：我把我们的价值链称为“微笑曲线”，创造价值最大的部分是在设计的阶段以及后面的销售阶段。中间制造的环节实际上是人力密集、物力密集、资本密集的环节，而这样的环节却产生的价值最小。

　　所以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把生产线搬到中国，我觉得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最多是能帮助中国解决一点失业问题，而创造价值最大的阶段仍然是留在他们的母公司。

　　比如，汽车公司最核心的部分是所谓的工程，包括一个车生产之后的各种数据、发动机的设计资料，从发动机的设计蓝图到各种工程的数据等。这些都是汽车大公司的核心机密、核心技术，这些工程的数据他不会给你。他拿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是告诉你怎么做，只是告诉你怎么装板，怎么喷漆等，只是做附加价值很低的部分。

　　中国大部分的软件公司也只是在做这一部分——低附加值的制造工作。实际上，开发编程拿到汽车制造业来讲就是制造的部分，真正设计的部分还有推入市场的阶段中国基本上是空白的。从这个角度思考之后，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软件产业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中国的软件公司大部分是在50人之下，75％的公司在50人以下，这太糟糕了。大的公司大概不到十个，超过1000人的很少，这是从人数规模来说。而从营业额方面说，大部分公司的营业额少于500万人民币，这也是一个很糟糕的现象。

　　拿汽车工业来比较的话，跟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汽车业一样，都是小作坊的生产方式。

　　但是中国的整个人力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每年中国大概有3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当然大学毕业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软件，但是我们估计至少有170万是具有软件开发能力的，因为大部分是学工程科系或者学理科的。

　　中国的基础不差，但是中国IT服务业的缺点等等是没有形成一个产业链，事实上等于说没有进行真正的工业化。这是最糟糕的地方。

　　创新的完整价值链

　　《环球财经》：作为跨国公司的一个部分，SAP中国研究院能形成创新的完整价值链吗？

　　芮祥麟：在经营中国SAP研究院的时候，我的理念就是绝对不做编码代工之类的定位，我不甘心只做中间制造这一部分工作，我们要拥有做整个价值链。我们研究院目前大概有600多人，大部分人都集中在中小企业解决方案。是围绕中小企业解决方案我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自己的价值链。

　　《环球财经》：您觉得，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增多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有什么影响？对于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成果的产业化等）？

　　芮祥麟：实际上，这要看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机构在整个研发流程中中所占的角色，我们知道目前大多数的都只是将生产的部分搬到了中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好的。对于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是不利的。

　　但是总还是有很多像SAP这样的外资企业愿意将最核心的技术、最先进的研发理念和管理机制拿到中国来。

　　但与此同时，这也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必须尽快地得到完善和健全，也就是这对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而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跨国公司的在华研发机构基本上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只有适合市场的东西才会被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研发，而成果出来了，尽快地投入生产，进入市场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它的投资。

　　这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这应该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尽量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才能让我们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