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全球化挑战：让金融危机不再重来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步入新的发展周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特征：金融市场发展日益超越实体经济，金融业发展推进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普遍出现流动性过剩。”7月7日，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上描述的这种国际金融形势，让中国金融业在加速融入全球一体化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十年前的7月，一场由泰国的泰铢贬值开始的巨大危机，逐渐漫延致使整个亚洲金融业遭到重创，并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全球金融业的发展。

　　由于实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不仅没有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又一个牺牲品，而且危机之后，中国还迅速摆脱了通货收缩，恢复了正常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连续4年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速度。

　　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稳定状态越来越严重，而资产泡沫在东亚地区的重新泛起，也使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些人士开始担心：金融危机的悲剧会不会重新上演？而面对当前国际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又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

　　李礼辉：中国金融业国际化挑战严峻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不断深入发展，银行与保险业产品、股票与债券市场产品、期货与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全球金融市场的规模快速扩张。”李礼辉分析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金融业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国际金融市场上资金流动的速度远远超出了跨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

　　而全球流动性过剩最直观地表现为：大规模的短期增加跨国流动追逐高回报，使得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被大幅推高；大量的资金注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推动了资源性商品价格的飞涨；大规模的资本参与杠杆收购，提高了资本市场并购的溢价水平。

　　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一方面加剧了国际经济金融失衡，而流动性过剩导致金融资产膨胀，金融资产的泡沫化对各国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要求金融监管全球化标准化，而各国的发展差距成为金融全球化的单项技术壁垒。

　　“尽管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汇率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迈出重大步伐、金融业遵照加入WTO的承诺全面开放，但我国在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方面仍面临着新的课题，同时金融机构的发展竞争压力也在加大。”

　　那么，如何适应国际金融标准，并争取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建设，在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主动性和自主性？如何结合金融企业实际，培育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强手竞争的制度实力和人力资源实力？如何协调财政、税收、贸易、环保、能源、产业等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制度信贷政策之间的关系，克服经济金融失衡，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李礼辉认为，这些都是当前应关注的问题。

　　刘遵义：关注外汇储备

　　“为什么会出现货币危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认为，最主要的是看究竟这个国家有多少储备，这个储备够不够支持六个月的进口。其次，看有没有到期的外债，即短期债务到期有多少———因为银行借的外债不一定是到期就还的。第三，看证券的投资———国外的证券投资不是看流量而是看存量。

　　“把六个月的进口与一年内到期的外债以及国外的证券投资相加，再把这个数字与储备相比，如果比例低则没问题，反之就会出现危机。”依据这一计算模式，刘遵义早在1996年就预言了东南亚有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而这一点不幸于第二年就得到了应验。

　　刘遵义解释，“如果很多投机性的资金进来，就会引起货币市场或汇率市场的波动———因为国外的钱进来迟早是要走的，走的时候你需要有足够的储备来维持汇率，这一点很重要。”

　　实际上，储备就是做国际交易的一个媒介，翻译出来就是流动资金。但值得注意的是，外汇储备的多少与其国际贸易的规模相关———用很少的外汇储备做很大的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虽然有很大的外汇储备量，但同时其贸易增长也非常快。刘遵义据此判断，目前，中国尚不存在出现危机的可能。

　　“如果外国人来中国直接投资建厂，那么中国的银行就应该直接把钱给他。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企业的人民币资产与人民币的负债相平衡，从而规避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也避免了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对货币市场的冲击，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得到了一个好客户，因此是多赢的。”刘遵义说。

　　余永定：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

　　“中国是否面临一场东亚金融危机式的危机呢？我觉得没有，但要防患于未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应该坚持把银行改革做下去，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

　　余永定分析，亚洲金融危机是一场金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危机。东亚模式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东亚经济都是有非常高的投资率，而这种很高的投资率又是由这个国家很高的储蓄支持的，但是在这个国家投资率要高于储备率；二是这些国家都有经常项目的逆差，但与此同时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快。这种模式最致命的弱点，是难以承受国际资本或国内资本的突然逆转，一旦如此，那么这个模式就变得不可持续。

　　相比之下，中国是高投资率，而这个高投资率是以高储备支持的，不但中国的储蓄率高于投资率，而且中国还引入外资来支持中国的高投资率。其次，中国政府鼓励资本流出，特别是1995年汇率改革以后，中国的货币是非常有竞争性的。同时，中国是国有银行支配金融体系，老百姓对它的信任程度很高。

　　“可以说，中国模式基本上是安全和效率的妥协。其最大的优点，是外部的平衡能力比东南亚其他国家更强，而弱点则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为此，余永定的观点是，在今后长期发展中，应消除各种市场扭曲，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同时，要分清市场和政府的功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有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而严格、有效的资本管制是中国在1997年避免东南亚危机最关键的因素。”余永定认为，低估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不对的———至少政府可以做些事情来增加非法跨境资本流动的转移成本。

　　在余永定看来，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应该以稳健和有序的方式实施资本管理的自由化。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资本外逃主要会造成中国国民财富的流失，而非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如果泡沫经济确实存在，真正的危险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届时，如果居民要把部分存款变为美元，如果外国投资者要把利润全部汇出，如果对冲基金对人民币发起进攻，尽管我们有大量外汇储备，亚洲金融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最近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中国资本流动的管理，这是非常必要的，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不能太快。”余永定认为，资本管制是中国国际金融稳定的最后防线，这一道防线守住了，中国就不会出问题。而资本管制的彻底放松，即人民币的充分兑换，应该是我国所有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这一步迈出去，就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