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第一难题:破解既得利益集团 如何消除"四大不公"

　　当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时，人们骤然发现，我们可能回到了亚当·斯密时代。斯密所描述的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好处并没有落到穷人和普通大众手中，往往是在攫取普通居民的情况下，使集体行动产生的好处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有。

　　中国当前存在的“四大不公”—资源配置不公、行政垄断、潜规则盛行和歧视弱者，其症结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大。

　　既得利益集团的三大特征

　　既得利益的本质上是特殊的、不正常的利益，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由此，既得利益集团可以表述为：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

　　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力和个人利益。

　　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

　　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行政垄断因素造成福利的减少，按GDP计算，大约每年是GDP的1%，中国应该更多。

　　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生原因

　　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不是一个竞争性经济。这样，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谋生，不是仰仗竞争，而是靠权势。

　　第二个原因是长期缺乏产权的基本制度。产权制度的有益影响有三：它能控制既得利益者为所欲为；它能为经济自由提供土壤；它能引导人们以企业家精神获得利润。

　　缺乏产权会带来什么？

　　一是国企被廉价地通过MBO的方式卖给私人。如果你是一个国企的领导者，你做任何决策，其未来的后果你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且你的任期又是不确定的，未来的收益或许由别人去分享，那么，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你肯定追求眼前利益。于是，我们看到国企老总只有“种草”的积极性，而无“栽树”的积极性。这就是缺乏产权制度带来的恶果。目前，经济领域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一些国企被廉价地通过MBO的方式卖给私人，尤其卖的过程没有一个法则，基本是暗箱操作，没有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那么，这些国有资产就悄悄流到了私人手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不公平。

　　二是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不讲信用。中国经济转型期，信用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个保守的数字，即以年6000亿元计，已占到中国GDP的10%~20%以上。为什么一些企业不讲信用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小企业经营者深切地感到他们辛苦的所得没有可靠的保障。一个人如果预期所有权随时可能被剥夺，他就不会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作为。我国长期对私有财产在法律保护上存在纰漏，这就使民企缺乏安全感，没有长期的稳定。在项目选择上，宁可追求短平快，也不愿意为长期信用而投资，赚钱后急于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社会中出现的假国有、假集体、假乡镇，即所谓“戴红帽子”企业，就是因为财产不保障、产权不清晰所致。为什么个体也不讲信用？因为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财产保障制度，不讲信用比讲信用成本低，于是个体就选择不讲信用。不保护合法财产，是中国市场信用差的制度性因素。

　　三是对失信者制裁不力。把信用意识变成一种法律力量，这是最重要的。我国过去一些民营企业的经济案件只能当作民事案件处理，对失信者制裁不力。长期以来，中国更看重对公的财产的保护，而忽视对私的财产的保护。

　　第三个原因是没有一种完整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抑制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准入规则，缺乏国家完整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一套完整、清晰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能大大消减交易成本。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就是秦始皇的车同轨，它使道路得以标准化，大大地节省了运输成本。

　　第四个原因是公共资源被内部人控制。某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资源的人，将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把权力“私有化”，成为“借权营私者”。而在体制转换的过程当中，由于新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不规范，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大量空隙和漏洞。我们说，公共资源被内部人控制，对社会公平和公正原则的损害甚大，更会因为其长期存在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把持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力，一方面也掌握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公共资源成为谋取和维护其个人与集团利益的“私家车”。

　　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

　　危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力图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垄断企业的既得利益者，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并不乐观，而对于要损失的既得利益却有深切感受，因此，他们缺乏向民营经济开放市场的动力，力图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一些强势的政府部门对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具有本能的抵触，利弊得失权衡的结果往往是为保住局部及个人利益而不顾或者放弃全局及国家利益。三次机构改革越改机构越庞大就是明证。

　　危害之二：导致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的稳定。应当看到，在我国13亿人中，目前还有2000多万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更多的人刚刚解决温饱，远未达到小康。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1400万，相当于城市中经济活动人口的7％。农村的失业人口更为严重，据调查，在目前的土地资源和技术水平情况下，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约在2亿左右。严重的不公导致人们的心态失衡，特别对那些违背效率优先的市场分配准则而通过中国式暴富的既得利益群体，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不满。

　　危害之三：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部分社会主宰权。当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时，人们骤然发现，我们可能回到了亚当·斯密时代。斯密所描述的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好处并没有落到穷人和普通大众手中，往往是在攫取普通居民的情况下，使集体行动产生的好处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有。他们一方面，造成转轨期资源分割的混乱，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获得了部分社会主宰权。

　　危害之四：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以房地产商为例，他们用钱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通过收买个别媒体，更是肆无忌弹地从消费者手中抢钱，广告说有金桥碧水，入住后发现是一条臭水沟；宣传说配备休闲会所，入住后发现变成了洗浴中心；甚至把公摊给大家的面积又转手卖了钱。

　　危害之五：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很难突破。在今后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 人民群众如何分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就很难突破。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追求的是少数人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建议

　　首先，改革政府，实行小政府。政府彻底从经营领域中退出来，并缩小规模，实行小政府。政府规模太大，必然干预经营。政府改革和企业改革相比，它不是赋予自主权，而是剥夺一部分官员的权力和现有职能，必须采取非常规的办法，“先拆庙，后建制”，动作要“快刀斩乱麻”。同时，相应地推进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改革，不然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

　　其次，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有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再次，用立法破除特权意识，不允许任何一部分人掌握过大的权力。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让利、放权”改革就是一种分权式的改革，它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随后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打下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为了保证改革的深层次推进，必须在法律上健全保证公平竞争的制度，用立法保证任何一部分人不能掌控过多的资源。在破除特权方面，必须形成一个法律方案，只有成为一个法律文件，才能强有力的执行。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