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跪是中国环保最真实的困境　

　　在几天前的专栏文章中，我说当下中国的环保是“膝盖上的环保”。蚌埠东部的鲍家沟的村民，奔走呼号十几年解决不了当地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百般无奈的他们最后只好组织起来，趁着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前来视察时“紧急下跪”。

　　2007年入夏以来短短一个多月内，大规模水污染事件接二连三，就在这两天，新闻又曝出因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洞庭湖畔紧急捕杀90吨老鼠。“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鱼米之乡如今变成了“鼠留乡”。

　　“中国的污染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呼吁公众“深度参与”，认为这是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中国水危机》(1999)作者马军日前做客岭南大讲坛，同样谈到环保不能只有专家、官员、少数开发商参与，因为他们容易达成“妥协”，而公众的利益却因此受损。与此相反，利益相关的居民就很难在饮用水方面向任何一方妥协。

　　环保危机见证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失灵。当权力寻租无孔不入，当政府唯GDP马首是瞻，政经力量合流与合谋便成必然之势。在此情势下，呼吁社会力量有所作为自在情理之中。然而，站在鲍家沟村口，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呢？村民“组织”起来了，组织者和被组织者却都在下跪。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下跪竟然是这些“反抗者”的唯一筹码。十几年的参与不可不谓日久年深，当上百位农民齐齐跪在村口，笔者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力量”像抽去筋骨的帐篷一样瘫软在地上。

　　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NGO事业正在成长。然而，其速度远不能胜任中国这个梦想“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国外环保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平常只能收收废旧电池，做一些环保价值方面的普及工作，到关键时候几乎无所作为，因为中国NGO虽然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实际并不独立，即便不必仰仗政府鼻息，也难免要看政府眼色行事。如马军所说，在几个涉及公众环境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如厦门PX、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场问题、上海磁悬浮问题，中国NGO集体失语，这“不但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耻辱”。至于那些在关键时刻急于表白“效忠”政府的NGO，如连岳所嘲笑，它们不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而是“new－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新政府组织)”。

　　有鉴于此，政府必须消除对社会组织的误解，否则即便有民众的深度参与中国环保前景同样不容乐观，因为在许多只重政绩建设的官员那里，非政府组织不仅要被发展成“无脊椎动物”，而且被定义为有害的。如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所揭示，当真话被掩盖，有理想、有信念的环保人士与组织必定会遭遇挫折。透过厦门市政府在市民“散步”后贴出的安民告示不难发现，有些地方政府仍习惯将不合自己胃口却又在努力保卫社会的反对者描绘成“一小撮”——尽管他们明知先行者们也是以此规模浮现于历史舞台。这种“一小撮”是意味深长的，一方面它将环保者描绘成脱离主流价值的人，在道德上加以贬斥；另一方面又要让他们自觉在社会上孤立无援，以此摧折他们的信心。

　　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可以批评政府，而在完全开放的社会任何组织都可以批评政府。转型期中国正处于由封闭而开放的当途，由于此时封闭与开放并存，我们便看到了另一个吊诡的现象：即一个人站在街上公开骂政府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有几个人悄悄组织起来拥护政府则可能有“政治问题”，因为有些官员认为公民自组织是有害的。几个月前，西安某个村委会自筹资金在村里办了个电视台，一边播放生活小百科，一边弘扬主旋律，但是两个月后即被“依法叫停”——法外之意，主旋律也是你能弘扬的？！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近三十年，虽然中国获得长足进步，但仍未在制度上完全消除防范社会的“敌情意识”。显然，这种旧意识是一个政党由革命转向执政时必须抛弃的。为了培育和保护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政府必须让渡部分权力，让社会自组织起来，发育出和平年代的社会新秩序。事实上，过去包办一切组织的做法既不合时宜，也有悖常理。如泰戈尔所说，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真理也要被关在外面了。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