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审美疲劳”之后,深圳的房价再次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据报道,深圳的住房价格在近半年来上涨了50%,而深圳的房地产商人则不无夸耀地告诉媒体:“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
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在总体需求未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深圳的房价却以火箭般的速度飙升,这很难被理解为市场的自我调节。但房价上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又似乎没有人真正清楚。深圳的一些官员把“邻近香港”看成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这看起来不无道理,但又让人感觉没说到点子上。
面对如此亢奋的楼市,深圳市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从7月初开始,深圳13个部门联合开展整治行动,决意打击哄抬房价、囤积房源、捂盘惜售等违规违法行为。几天之后,深圳有关部门再次推出一项政策,规定境外个人在境内工作、学习超过一年才能购买一套自用商品房,而港澳台居民和华侨在深只能购买一套自住房。深圳市前面的系列举措,与中央政府此前的调控措施并无太大区别,看不出地域针对性,而境外人士限购又有行政简单化的倾向,这对深圳的房价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吗?对愈演愈烈的炒房风能起到遏制作用吗?很难做乐观的估计。
不妨把深圳的住房与兰州的牛肉面做一个不甚贴切的联想。前不久,兰州市物价部门为了压制牛肉面涨价的现象,出台了限价令,规定凡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售价不得超过二点五元,小碗与大碗差价为零点二元,违规者将严厉查处。这一措施虽然得到了本地市民的欢迎,但包括发改委官员在内的许多局外人却对之提出了批评,认为地方政府的限价措施干扰了市场的自我调节,有越权越位的嫌疑,甚至表现出“政府管制崇拜”。但兰州市的物价官员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牛肉面价格是兰州一项重要的民生指标,听任其上涨不仅会导致市民的不满,还可能带动其它商品涨价,从而引起恐慌。从这个角度来看,兰州的牛肉面限价又显示出其正当性来。
当然,地方政府的良好出发点并不一定会赋予某种行政措施以合法性。牛肉面馆是一个竞争相当充分的行业,政府如果要对之实行限价和定价,必须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否则就可能是不正当的干预。另外,从常识的角度看,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管住牛肉面涨价,你如果硬要实行最高限价,牛肉面馆老板就可能以偷工减料的方式降低成本,市民还是会承受变相涨价的负担。对牛肉面实行限价的唯一好处是,牛肉面的表面定价比较稳定,地方的CPI也可能会好看一些,但这对于广大市民来说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在地方政府看来,深圳的住房和兰州的牛肉面都是关系到民生的重大价格问题,应该实行必要的干预,这种敏感和责任感无疑是值得赞许的。但从深圳的“境外人士限购”与兰州的“限价令”的实际效用来看,又暴露出地方政府对物价上涨的无能为力。行政手段面对市场变化时的窘困和乏力,并不只体现在住房和拉面问题上,也不仅限于深圳和兰州少数几个地方,而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一方面,全社会对民生问题的强烈关注,要求地方政府必须稳定主要消费品的价格;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具备了自身的某种强硬的规律性,如果不能吃准市场的规律、对症下药,而是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不仅不能对市场形成良性的干预,有时还会产生扬汤止沸的效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二手房买卖征税,这项政策的初衷是要遏制投机性购房,但实际效果却是拉高了二手房的价格、加重了购房人的负担,楼市却丝毫没有因此而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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