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中国式歧视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从理论上说，社会代价的后果应由全社会来分担，但实际上绝大部分由弱势群体来承担；从理论上说，社会进步的成果应由全体公民来分享，但实际上主要由既得利益集团来享受。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财富占有越来越多；而弱势群体的贫困非但没有克服，反而有加重的趋势。

在一些地方，强者横行，弱者向隅。这迫使经济学的眼光投入社会底层，关注穷人的生存和生活背景，关注阻挠弱势群体走出贫困的歧视问题。

　　弱势群体困于八大歧视

　　仔细分析，中国目前有八大歧视。

　　性别歧视：一些企事业单位招聘中，经常能够发现“限男性”这样的要求，这是明显的性别歧视。据统计，女性的工资仅为男性的７０％，女性成了受歧视最大的群体。

　　年龄歧视：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注明“３５岁以下”。年轻员工患病率低，出勤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在一些调查案例中，有些商场甚至要求保洁员年龄在４０岁以下。

　　贫困歧视：一些高校录取学生时，采取双重标准，考试分数达不到录取标准可在交钱后被录取。个别高校在硕士生招生时，赞助２０万元可以单独考试。这对贫苦家庭出身的考生来说，就是歧视。

　　学历歧视：虽然自考生取得了与普通高校的学历水平要求一致的学历，但在公务员招考上，大多数地方政府将自考生排除在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２１１学校＝高素质，非２１１学校＝低素质”，民办高校的学生甚至被贴上“废品”的标签。人为地设置学历限制，看似“提高”了标准和要求，实际上使选才的路变窄了。

　　身份歧视：有的地方出现了一定的就业压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就业和再就业的数量，就开始清理外来人员及民工，排斥外地人员在本地区就业。北京市的公务员考试，要求有北京城市户口，将农村人口排斥在外。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大量的农民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选择工作，只能从事“脏、累、苦、险”的工作。

　　职业歧视：南方某地教育部门重新认定教师职业资格，规定身高在１．６０米以下的男性不得当教师。

　　所有制歧视：民营经济受到不少的歧视。在融资方面，民营企业很少能够像国有企业那样正常地获得贷款，于是只好去贿赂官员；在市场准入方面，很多并不涉及国家重大安全的行业依然没有对民营经济开放。

　　价格歧视：所谓“价格歧视”，是指对购买生产成本相同的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的费用，以及不同时间购买相同量的商品或服务时收取不同费用的行为。如电信部门对特殊群体给予５元包月的电话优惠服务。

　　歧视的代价

　　强化社会矛盾。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由于生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本已无法与其他群体获得均等的机会，如果社会还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在中国，有多少无依无靠者生活无着落、医疗无保障、孩子上学有困难？所谓的精英阶层对广大草根阶层的歧视会强化社会矛盾。英国学者克莱尔指出，弱势群体“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等原因而遭受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外，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这是非常危险的。美国学者伊莎贝拉指出，“假如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在能够创造财富、有报酬的就业机会之外，那么，社会将会分崩离析，而我们从进步中获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必须明白，当穷人阶层、弱势群体将不如意境遇归结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他们的敌意和仇视会扩散蔓延。

　　歧视不仅制约了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及正常流动，而且会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因为，人力资源与其他经济资源相比，有明显的时效性和不可储存性，经济资源中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最大的不利。

　　使个人的群体特征标签化，而且反过来强化关于原有群体特征的成见。如一些人将某地人签上标签，这种歧视会减弱一个群体的作用，他们会感到无助，反而无益于社会。

　　造成民营企业规模小和盈利能力差。目前，资本市场进入门槛高、银行信贷难以获得、民间金融不发达、信用担保能力不足，已成为限制民营企业成长的四大“拦路虎”。民营企业以自我积累为主的内部融资难以满足做大做强的需要。

　　将社会引向歧途。必须指出，歧视是以物为本，是零和游戏，是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低级行为，它提高了社会代价，是片面的、不协调的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背道而驰，将社会引向歧途。

　　消除歧视的经济学意义

　　歧视，是指对于某些人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在经济学上，歧视的含义有二：一是对不同的人依据个人特征而给予不同的待遇；二是对某一群体设置不利的规则。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当前消除歧视的意义有三：

　　其一，人人都有获得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同时，为获得这种机会，对每个人来说，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应是均等的，如能获得必要的基本教育、技能培养等。

　　其二，创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条件，不存在歧视性的障碍，使个人、企业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特点，机会均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性。

　　其三，为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必须实施公正的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中国歧视现象的深层原因在哪里？

　　歧视的六大温床

　　温床之一：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是按资源配置的市场中心化原则，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权力不要介入资源配置。但中国一些市（主要指县级市和一般的设区的市）、县的主要领导人在本地区统驭一切，权力过分集中，可以左右本地区的行为，这就为他们在必要时不受障碍地超越宪法和法律行使特权提供了条件。

　　温床之二：中国式公关大行其道。办事讲关系以及为此而行贿，缺少公开性，是歧视的深刻原因。中国式公关使机会均等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有关系者以低成本获得内部信息、贷款、许可证、登记注册、批文；没有关系者，即使条件再好，也只能望洋兴叹。只在“圈子”里面玩，造成整个社会的机会不均等，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

　　温床之三：既得利益集团人为制造歧视。当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与人分享之时，歧视便产生了。他们中的成员总有一种优越感，看不起穷人，不公平地对待弱者，成为施加歧视者。而且既得利益者对自己歧视别人并不感到敏感。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概念：经济核。它的含义是，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时，就不存在任何小集团，没有人对资源配置不满，没有人想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提高自身的福利。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时，不存在什么势力或什么小集团对社会造成威胁，从而这个社会就比较安定。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秩序一般都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平稳，人们安居乐业，很少有社会不稳的情况发生的深刻原因。

　　温床之四：一些用人单位打着“用人自主权”的旗号，片面追求成本最小化。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特别注明：３５岁以下，限男性，城市户口，有的还要求被应聘者无配偶。甚至连国家机关在招考公务员的公告中，都不乏就业歧视的种种限制。在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中，除了极特殊（如国防等）的岗位外，必须面向不分城乡的所有劳动者开放，不能厚此薄彼。

　　温床之五：一些歧视的深刻原因在于偏见。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指出，“歧视不同于偏见。偏见是一种态度，歧视是一种行为”。有的地方市民把所有的外地人一律称为乡下人，就是偏见。偏见是人们对那些和自己具有不同特征的人持有成见和反对态度。从经济学上说，由偏见驱使的歧视会导致资源按偏见分配，而不是按效率配置。

　　温床之六：传统专制等级“官”念残余。一些事业单位分正式人员和聘用人员，聘用人员无论在地位、待遇、收入上都无法与正式职工相提并论，同工不同酬，造成歧视。这些歧视产生的原因在于传统等级制度下观念残余的影响以及现代社会运行中的制度性缺陷。

　　破除中国式歧视最重要

　　在八种歧视中，身份歧视是中国独有的。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是中国式歧视的始作俑者。它的弊端不仅体现在有无“户口簿”上，而且体现在背后隐含的巨大利益上。其弊端有六：

　　弊端之一：现行户籍制度成为一种身份制度。这样，与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社会保障与农村人口无关。手握“农业户口”的农民的一切福利靠自己解决，他们不仅要自己解决吃、住、就业、医疗、孩子上学等问题，而且承担农业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全部成本。

　　弊端之二：延缓了城市化进程。现行户籍制度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长期迁移，造就了一支庞大的流动人口大军，使得人口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无法有效完成，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弊端之三：导致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齐。现行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将农村人口排斥在外，这种带有强烈城市偏向的制度加剧了城乡差别，加大了人口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全社会保障体制的残缺不齐。

　　弊端之四：引发城市住房保障的结构性矛盾。农民工没有住房保障，这样掩盖了城市房地产的真实需求，使城市房地产的低档需求后移，引发城市住房的结构性矛盾，大大影响现代化进程。

　　弊端之五：侵犯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有人认为，农民素质低，一旦放开会无序流动。必须指出，这是错误的认识。迁徙自由，是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而且，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公民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自由地选择居住和就业地，反而更有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流动和配置。

　　弊端之六：造成对外来人员、农民工的歧视。同为一国之民，却不能享受普适的国民待遇。

　　改革３０年后，必须剥离附加在户口制度背后的种种利益，还原其“民事登记”和“统计人口数据”的本来面目，让社会福利从户籍制度中解放出来，按照公平原则，面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实行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当户籍制度的福利功能消失的时候，就是中国式歧视消除之时。

　　消除歧视之策

　　强化立法。美国制定的《民权法》、《同工同酬法》，将劳动中的歧视视为非法。建议中国制定《就业机会均等法》，要求在录用、工资、升迁方面同等待遇。同时，政府对那些在录用、工资、升迁上没有歧视行为的单位实施一定政府补贴，这样，没有歧视的单位就会得到激励，而存在歧视的单位也会减少歧视。同时，建立政府问责制，如果社会歧视普遍，就是当地政府的失职。

　　制定弱势群体就业促进政策。在给予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制定弱势群体就业促进政策，推动他们就业，从而使他们获得应有的自尊、自立、自强，实现自我价值。

　　减少进入壁垒，加快市场化进程。在一个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地方，歧视会盛行。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减少进入壁垒，则会使歧视减少。

　　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提出“贫穷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穷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而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贫穷于是在这种文化中得以“繁衍”。这一结论对社会支持弱势群体的政策启示是，要摆脱贫穷文化的束缚就应该增加弱势群体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与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教育，其办法是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教育机会平等可以有效减少歧视，原因在于，如果人们的劳动生产率高，选择的机会就多，可以对存在歧视的单位“用脚投标”。

　　种种分析表明，歧视问题，最终都是如何建设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问题，尤其是对破除中国式歧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得好：“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容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才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