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中国式通胀

　　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07年7月21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06%提高到3.33%；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57%提高到6.84%。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加息是紧迫和必要的。上半年CPI同比增3.2%，其中6月的增幅为4.4%，已经超过央行设定的警戒线。

　　相关人士解释CPI的“过火”表现不代表中国已经出现明显的通胀，他称之为“结果性的物价上涨”，认为这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因为在上半年CPI上涨3.2%中，食品价格带动了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扣掉食品的因素，CPI的其他项目才上涨0.7%。在食品的“价格上涨动力系统里”，肉、蛋、粮食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肉禽及其制品上涨20.7%，蛋价格上涨27.9%，粮食价格同比上涨6.4%。肉蛋价格上升主要是因为人们对肉禽蛋消费在增加。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言下之意是PPI向CPI的传递正在减弱），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还在回落。这似乎说明，CPI的上涨不具备可持续性。

　　事实上，猪肉粮价价格之所以如此飙升，主要原因并不全是人们在近年突然变得更喜欢吃肉了；也不是因为拿很多粮食去做生物燃料项目（乙醇项目对粮食的消耗被夸大了，我们在生物燃料上的投入较少）；也不是因为养猪工人的工资突然变高了；或者是猪比以前更脆弱、更容易生病了（蓝耳病疫情）。而是因为中国的货币投放实在太多了（货币增长速度太高了），通货膨胀已经不可遏制地“发生”了。

　　中国式的通胀形态是非常有趣的，一开始它体现在资产价格上，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使得仅仅在一年期间，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增长近一倍。然后，它夸张地表现在肉蛋价格上。坦率地说，中国式的通胀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均匀的，在客观影响上，实际上它有着某种“劫贫济富”式通胀的特征，它“提升”了住房市场的价格，迫使低收入者“离开”；随后又制造了基本饮食的“昂贵化”，对低收入者不利。

　　至于为什么工业品价格稳定、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回落？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中国的低利率政策的“补贴”。我们采取的解析手段是奥地利学派罗斯巴德的思想。罗斯巴德非常聪明地解答了为什么“廉价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制造房地产泡沫和基本生活品的飞涨，但工业品往往会呈现出增幅不大的局面？”那是因为中国的低利率政策的本质之一就是专门补贴“工业品”。中国一直采用廉价的资本使用价格（很低的利率）“补贴”了“工业生产传导链”上的上下游利益主体。传导链的上游它不仅享受了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而且还享受了廉价资本带来的“补贴”效应。这些生产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企业就愿意控制价格增幅（实现更多的竞争收益），卖给工业链条下游企业。

　　对于下游企业来说，只要银行的贷款利率低于上游产品的价格涨幅，那么大肆向银行借钱则是非常划算的，因为资金的低成本可以抵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轻微增幅，甚至这些可怜的下游主体还有力量去发动新的“价格战”，导致终端产品价格很低廉，造成生产的产能过剩。有时候，会给一些不明智的经济学家以错觉，仿佛觉得通货膨胀是遥远和不切实际的，认为过剩产能预示着未来的通货紧缩。

　　毫无疑问，央行此次加息是必要、及时和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