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优胜者们成功了吗？

　　时值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之际，《南方都市报》搞了个以77级大学生为主体的纪念访谈。开场几篇觉得亲切，可是越往下跟踪，则越感到身上毛孔在膨胀。原因分析：一、所选之访谈对象皆“成功人士”，成功者或是当了官啦，或是发了大财啦，所以“成功”。

二、被访者所谈的内容，其主题无外是：庆幸自己生得逢时，身处绝望之境，因高考的恢复，得以摇身一变，成为大学校园的“天之骄子”，普遍洋溢出一种“优秀群体”的自豪感：甲、在1977年的竞争中，是凭真本事凭实力胜出的。乙、1977年的优胜者们几乎都是当今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丙、当然这一切都归功于高考制度的恢复，还是心存感激的。三、媒体或曰采访记者们的心态：当然是一片“成功”之类的赞颂或叫好了，一言以蔽之：“77级的大学生真是了不得！”当然，如果还有新访谈新内容出来，我上述的概括就要犯错误了，但请海涵罢。

　　《南都》搞的这个活动本身本无可非议，对此举作评头品足似乎也不近人情。然而，既然心有芥蒂，还是一吐为快的好，闷着会发病的。有些问题，我要提出来：

　　首先，让我们客观地考察一下1977年高考胜出者这一群体。本文标题的主语是“1977年的高考优胜者们”，这与媒体报道的“77级大学生”的叫法不同，为什么不用媒体的叫法？因为我觉得不公平。大家不要忘记这一事实：参加1977年高考的，77届高中毕业生未必能占“控股”，也就是说77级的大学生主体是“老三界”以及“文革”以来积压的十年的知识青年。这一状况延续到70年代的末期。也就是说77级的大学生，集合了整个中国13年的精英，13年的精英会合称之为一届是不科学的。77级大学生较之80年代的大学生，在年龄段的划分上可谓“隔代”，两者的经验、阅历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77级大学生比往后的历届大学生多出几个能人，并不稀奇。

　　从考试的形式来看，1977年以及以后的两年都是以省级为单位命题，实行开卷考。在开卷考的前提下，谁找的参考资料多而准，谁中考的几率就大，其中就有较大的侥幸性。这开卷考的“考功”，是不可能与闭卷考的“考功”相比的，其公平性则更值商榷了。

　　从就业环境来看，经过十年浩劫，各行各业的情景是：人才“青黄不接”，大学生就像稀有动物。77级的大学毕业生，当然个个都是“抢手货”。不管哪一个部门、行业。只要有大学生工作的地方，77级都是“老大”。先走一步，先挑重担是情理中的事，也是历史造成的。77级大学生多数“成功”了，并不能说明你有特殊能耐，准确的说法应是当时的社会给了你们机会，你们抢先占领了成功演出的舞台。

　　其次，让我们观照一下媒体倡导的价值导向。我感到，这次纪念访谈活动，媒体缺乏主导性，其表现：一是访谈对象及内容几乎千篇一律。二是记者们几乎都是依顺着被访者的“好心情”一走到底，深怕坏了“氛围”。记者们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在“听故事”，听故事绝不是新闻工作者的本事。

　　在记者们的眼里，只看到77级这一群体从抗争到奋斗到成功及至辉煌的一面，伴之而来的是记者们的激奋、崇敬的心情。这种心情流诸文字，见之于报，必然感染了众多知之不深的读者，无意中给社会再造一个神话般的“群体偶像”，甚至不排除让许多人重温起“书中黄金屋、书中颜如玉”的美梦。

　　其实呢，77级这一群体离我国社会对他们的期待还是有差距的，在他们身上，甚至不可排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77级群体是在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社会背景下长大起来的，在他们当中不乏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抗争者和反叛者。过去的“反革命”，现在则是一个骄傲的称谓，这次被访者中有一位就是因“反革命”壮举而被保送上中大的，他可称作是对当时畸形社会的抗争和反叛的“优秀代表”。路见不平当出手，好汉也。然而，77级群体的这一可贵精神发扬光大了吗？带到日后工作带到此后的现实社会了吗？请记者们再回去问问吧！“文革”后的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就很公平了么？三十年来，当我们的社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公平时，77级的斗士们，你们在哪里？还是请记者们回去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