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钢铁产品进出口发生重大变化,由净进口国一举成为净出口国,今年前4个月净出口粗钢又达1873万多吨,海外不时传出贸易摩擦的信号。
在国家相关出口政策的调整过程中,钢铁的出口与出口控制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怪圈———随着钢铁出口迅速增加,国家开始控制钢铁出口,但是,控制政策却在推动国内外市场价格差拉大,导致钢铁出口大幅度地增长;为抑制出口暴增,国家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出口控制措施,而这些措施再次刺激钢铁出口大涨。
怪圈的形成是钢材出口造成的贸易失衡压力与钢铁业内部运行之间“博弈”的结果。当调整出口关税、降低出口退税率等政策在试探“走小步”的时候,钢材出口量却反而因为预期引导以及“渠道分散、时间集中、目标市场集中”等因素难以调控到位;而政策导向与市场反应不一致,又进一步影响了钢铁产业政策框架的稳定性。
国家关于钢铁业政策调控效果甚微的根本原因在于出口的利润。可以说,国际市场的价格帮了中国钢铁一个忙,国内外钢铁的价差是中国钢铁企业出口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减少了出口退税,因为利润很高,企业也能够承受。
过度的政策刺激很不利于控制中国钢铁的出口,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专家认为,在钢材出口和国内市场的关系处理上要有长期战略性的判断。首先,国内钢企过分倚重通过出口通道来释放产能,所以在调整出口退税等相关政策上,应该选择较为彻底的做法,取消鼓励措施,恢复“平常通道”;其次,在产能潜在过剩的“弱平衡”中适度抑制钢价,有利于支撑中国整个制造产业链的发展;此外,要考虑到中国钢铁业占有国际市场可能是一个长期战略性的转型,目前的关键是提高出口标准,优化出口结构,理顺矿石进口———加工———钢材出口的投入产出关系。
龙头企业应是投资重点 淘汰落后与节能减排是伴随中国钢铁业成长的难题。目前,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炼铁能力大约1亿吨,落后炼钢能力约5500万吨,这些设备容量小、效率低、污染重,单位能耗通常要比大型设备高10%至15%,物耗高7%至10%,水耗高1倍左右,二氧化硫排放高3倍以上。在过去多次的“总量控制”中,往往是未能淘汰落后,反而限制了优势产能的扩张,留出了低端产能的空间。
不可否认,国内钢铁工业一直存在着行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而钢铁工业出现的投资分散、过热,产能膨胀及无序出口,反过来引起矿价过快上涨等众多问题。据统计,去年我国年产钢超千万吨的钢厂已扩大至9家。重点钢企产钢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不升反降,同比下降了2.3个百分点。产业分散是引发中国钢铁业诸多不稳定波动的根源,提升产业集中度已是业内多年共识。但在“年年喊集中”的舆论中,产业集中度却不升反降。业内人士认为,跨地域产业重组进展缓慢关键是体制障碍难除。
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要市场和政策法规“两手并举”。一方面要形成有利的产业整合市场氛围;另一方面要在政策法规上真正建立强制性的钢铁业人力、资源、环保、节能等多层次综合的成本准入“门槛”,以执法监督的手段进行落实。国家近期出台的淘汰落后、抑制出口及推进产业重组等多项政策,将在未来对钢铁行业结构构成产生影响。从我国钢铁工业看,行业面临着较大的并购重组机会,从而成为今后对钢铁行业的投资主题。今年4月28日宝钢重组新疆八一钢铁集团之后的“新八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国内钢厂跨地域实质性重组的第一例。5月10日宝钢与河北邯郸钢铁集团合资建设邯钢新区项目的协议正式签约。这些案例表明,龙头企业将成为钢铁工业投资重点。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应该适当提高钢铁业成本“门槛”,防止钢价大起大落,保持适度的钢材出口弹性,推动产业整合,确保钢铁业为整体制造产业链提供稳定的支撑。可以说,制定和形成“聚焦”战略和长期战略,是促进中国钢铁工业健康发展的政策选择。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