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对待垄断企业那样对待外来工“上书”

　　不管是出于连方便面都吃不起的底层生存压力，还是由于权利意识及灵感的自我启蒙，与以前的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采取跳楼、自杀等极端维权方式相比，能通过“求助信”这种理性的方式来申诉自己的权利，来温和地向公共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莫大的进步，弥足珍贵，值得称道。

　　正像有学者所言，“权利意识”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一个需要被启蒙的概念。对相当数量的社会群体而言，只要当“改革”的边际收益开始下降，并下降到人们可预期的未来收益开始等于甚至小于人们可能因“改革”而失去的既得权益时，“权利意识”就会猛然觉醒。

　　当垄断老大们为了自身的垄断利益，可以动辄结盟上书要求涨价的时候，那些承担了涨价成本，遭受物价上涨之苦的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的利益却没有一个可以值得依托的制度性出口得以倾诉。

　　既然垄断企业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联动”，那么最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最低工资标准也理应与物价上涨形成“联动”。我们理应像对待垄断企业那样对待外来工“上书”，这是政府责任与温情的体现，是责任政府作为“守夜人”的自觉归位。有人说，类似外来工“上书”这种维权，就是为民主养气，为干枯而悬空的法条培养经验值，为民间的自由传统养丹田之气，为制度创新养中庸之气，为我们的政府养宽容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