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效应”能否加快发酵

　　保尔森来了，又走了。

　　由于是闭门会谈，所以我们至今还无法了解本次会谈更多的内容。但是，从保尔森其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情况来看，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问题上，中美双方的立场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在保尔森就任美国财长后的四次访华中，人民币汇率都异常“给面子”地创出新高，以至有人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保尔森效应”，但目前我们还不能说，这个“效应”已经到了快速发酵的阶段。

　　我们发现，在接受采访时，虽然保尔森林林总总说了不少，而且美国人的语言习惯让人一时也难以适应，但仔细归纳一下，保尔森想要表达的意思无非两条：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最好再快点；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看来，任内第四次出访中国的保尔森真的受到了很大的“压力”。7月26日，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20∶1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法案，提出如果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在被认定为有“根本性偏差”后未进行重估，则可以对该国实施反倾销惩罚。8月1日，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又以17∶4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议案，严格了政府对“货币操纵”的界定，取消了一项曾使布什政府得以免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政府豁免权。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两个文件直指中国，直指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两年多升值7%的现实，显然让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很生气。在这个背景下，保尔森在与中国政府的会谈中想必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遮遮掩掩，这从他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的回答即可推测出来。

　　但作为美国政府的财长，保尔森在回答中国记者的提问时，显然还不够坦诚，并没有把美国议员“生气”的真正原因讲出来。美国议员对人民币汇率很“生气”，显然是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中国占了很大的便宜。推出两个“宣言书”并威胁出台进一步的“制裁”措施，显然就是为了“削峰填谷”，平衡两国的贸易，让美国少受点“伤害”或再多占点便宜，而使中国少占点便宜或多受点“伤害”。这样的推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应该完全符合美国议员们的心思。

　　说保尔森的回答不够坦诚的原因也就在此。他说，“如果（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能够加速的话，会更有利于中国和所有中国人民。”如果我们理解得不错，保尔森的意思是，人民币更快速升值，将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形成更强的出口能力。但问题显然就出来了，如果真如保尔森所言，两国的贸易逆差不是更大了吗？美国的议员们不是会更“生气”了吗？

　　保尔森随后还真的描绘了一番中国美好的发展前景，“我认为如果货币（人民币）能够更好反映经济的基本要素，会带来更高质量的出口。中国现在出口的大部分产品都是低附加值的，都是在中国组装的，产品的零部件都是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想进一步发展，想要开发高价值的产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道路就是让你们的货币真正以市场为导向……我再次强调，唯一的不同只是时机问题，我早就应该提到这一点了。”

　　保尔森显然是个明白人。中国对美贸易巨额顺差的主要贡献者是低附加值加工贸易的事实，他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不过是赚了一些辛苦费，“大头”都让亚洲其他一些国家赚走了。这样的现状显然也是中国人急着想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讲，保尔森财长和中国政府以及人民其实是有共识的。但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显然不能单纯依靠改变人民币汇率。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纯改变汇率水平对现状的改变没有任何意义；急速地提高汇率水平将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大概即使“大脑注了水”的人，也想得明白。

　　虽然保尔森信誓旦旦，“如果人民币能进一步升值则会更好，如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民币的升值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他显然仍然在犯着逻辑性的错误———两年升值7%对经济没有不利影响，并不意味着一年升值7%或者一个月升值7%不会有影响。从他极力回避记者“您认为究竟什么样的汇率水平合适”的问题看，他是明白人民币急速升值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的。

　　因此，我们是有充分理由给保尔森戴上“不坦诚”的帽子的。作为美国的财长，向中国政府、中国的媒体坦言在人民币现有汇率水平下，美国经济、美国人民所受到的“伤害”，是无可指责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把这一点坦诚地讲出来，并与中国政府、中国媒体坦诚交换各自的看法，进行充分沟通，坦诚地把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给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人民带来的长期、短期的困难或伤害讲清楚，或许更能获得谅解，也会更有利于汇率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

　　但布什总统委以重任的保尔森财长没有这么做。作为在世界上鼎鼎大名的高盛公司的“老职工”，某种货币汇率水平的急速变动将给该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危害，到底能解决谁的问题，应该瞒不过他的眼睛。

　　这个问题的本质如我等都能看出来，因此，我们推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不但将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而且大概也做好了迎接由此带来更多、更强烈贸易挑战的心理准备。

　　日元的前车之鉴在侧。当日本顶不住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而妥协的时候，也就注定了日本“失去十年”的命运。但中国不是日本，无论是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还是经济发展阶段、国家意志等方面，都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两者抵御压力的战略纵深有很大的不同。或许，我们倒真的能利用这样的压力（契机），实实在在地做些工作，以最终完成保尔森所希望的转变———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高价值的产品不断被开发出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