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次经济过热回眸

　　我们一定要注意谨防经济再度过热，因为中国经济体制存在容易导致经济过热的土壤。５０多年来，我国经济曾多次出现过热。笔者在此对历次经济过热作一简要回顾。

　　（一）１９５３年的“冒进”

　　１９５２年底，我国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工农业生产达到并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水平。

这时，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１９５４年２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１９５３年是“一五”计划的第一个年头，大家都希望投资多点，步子走快点，因此，有些部门和地区产生了急躁情绪，对建设速度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急要求。恰好在这时，１９５２年财政有了结余２０多亿元，国营商业部门１９５２年的库存比上年增加２４亿元，因此就在商业部门搞了一次所谓“泻肚子”、“转弯子”活动，压缩商业库存、压缩流通资金来安排基本建设。结果预算执行中出现了财政赤字，商品供应不足，物价开始不稳，特别是粮食供应更是日趋紧张。

　　当时分工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刚发现冒进问题，立即召开了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及时采取了增产节约措施。因此，最终是这次膨胀幅度并不大，算是一次“小膨胀”。１９５３年作为“一五”计划的头一年，总的经济情况是很好，出现了继３年恢复时期的持续繁荣（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农业增长３．１％，工业增长１８．７％，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１５．６％。

　　（二）１９５６年的“冒进”

　　１９５５年底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为１９５６年的“冒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１９５５年农业大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７．５％，是建国以来增长率最高的一年。农业的丰收以及上一年财政、物资的结余，为经济建设加速发展提供了保障条件。就政治气氛而言，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在这种上上下下急躁冒进情绪的影响下，出现了“三管齐下”的偏差。所谓“三管齐下”是指把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职工工资和增放农业贷款的盘子打大了，投资、工资、农贷增长过多，造成预算赤字，违反国民收入再分配平衡规律。农业生产上同样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许多农业合作社制定了过高的增产计划，而且片面着重粮、棉，忽视副业生产。

　　１９５６年执行国家预算的结果，财政信贷多支出近３０亿元，财政出现１８．３亿元赤字，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底增加１７亿元，商业库存比上年减少１７亿多元。这表明，１９５６年经济建设中确实出现了过热倾向，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相当紧张。

　　这股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和陈云发现较早，并及时提出了开展反冒进活动。陈云总结了１９５６年冒进的失误，提出制定计划要坚持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三大平衡的观点，同时还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

　　１９５６年的冒进虽然得到及时纠正，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１９５７年度的经济发展。１９５７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５．１％，较１９５６年１５％下降了近１０个百分点。

　　（三）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的“大跃进”

　　１９５７年，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胜利果实刺激着人们的头脑。１９５８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就在这一年，在“左”倾思想的浓厚气氛下，掀起了“大跃进”高潮。

　　１９５８年５月的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以后，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过高的指标，“大跃进”的浪潮，在全国各地急剧加温。１９５８年８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过高估计了农业生产形势，会议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并确定了一批工农业高指标。北戴河会议以后，一个全民的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空前的规模在神州大地迅速掀起。

　　１９５９年８月庐山会议后，大跃进愈演愈烈。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３年“大跃进”，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１０６４亿元，比“一五”期间５年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还多８０％。投资规模恶性膨胀，再加上前苏联撤退专家等原因，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全面失调。

　　当时最严峻的是粮食问题。粮食产量由１９５８年的２００００万吨降至１９６０年的１４３５０万吨，减少５６５０万吨。１９６０年的粮食产量还低于１９５１年的水平。国家粮食库存连续减少。这期间，人们最必需的吃饭、穿衣，已成了最严重的问题。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其实，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更为困难。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ＧＤＰ增长率降至－２７．３％和－５．６％。史无前例的残酷现实，逼迫着人们探索摆脱困境的出路。１９６０年下半年，中央终于决定在“二五”计划剩下的两年时间里，下决心进行调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了１９６３年，又决定在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连续调整３年，实际上是５年调整。

　　（四）１９７１年的“三个突破”

　　经过５年调整，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得到理顺，但是在这个大好时刻，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陷入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十年动乱”。十年动乱中，我国经济随着各阶段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波动起伏。就经济冒进和过热而言，突出的是１９７１年出现了“三个突破”。

　　１９７０年经济进展虽然较快，但政治上仍然坚持“左”的指导思想，经济工作中又严重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突出的表现是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和工业生产高指标，到１９７１年，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５０００万人，工资支出突破３００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８００亿斤，分别比计划超过６．３６％、１．３４％和７．９５％。

　　“三个突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挤掉了农业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职工人数过多增加，导致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增加了货币投放，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两年共增发货币２７．６亿元，超计划发行１２．６亿元，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信号。１９７２年，“三个突破”又有所发展。这一年年底职工人数达５６１０万人，职工工资总额达３４０亿元，粮食销售量达９２７亿斤。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除了进口３６．６亿斤粮食外，还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１３７亿斤，形成当时所说的“一个窟窿”。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进行了经济调整，通过压缩调整，１９７３年“三个突破”得到了有效控制。

　　（五）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的“洋跃进”

　　十年动乱结束后，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增长。然而，由于这两年中“左”的错误未能认真清理，仍然强调“大干快上”，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再次出现跃进，不过这次跃进的主要特征是大量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和举借大量外债，因此又被称为“洋跃进”。“洋跃进”也是靠高积累进行高投资。

　　１９７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决定从１９７９年起，用３年时间进行调整。

　　（六）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两次经济过热

　　经过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３年的调整，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各地自然又出现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苗头。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４年出现了两次投资失控。１９８４年，经济超高速增长，ＧＤＰ增长率达１５．２％。但是，这种超高速增长和“过热”状况，是依靠过度耗费资源和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进口原材料来维持的，难以长久支撑。于是，１９８５年２月，政府实施紧缩政策，１９８５年７月份过热的经济开始降温。但是综观１９８５年全年，经济仍然超高速增长，ＧＤＰ增长率达１３．５％，工业总产值增长２１．７％。

　　由于紧缩政策，１９８６年经济增长率下降，ＧＤＰ增长率为８．８％，形成波谷年。但是１９８５年的紧缩尚未到位，新的“腾飞”却又开始，１９８７年经济再度高速增长，ＧＤＰ增长率达１１．６％，形成波峰年。１９８７年９月被迫再度进行紧缩，但是实际工作中紧缩政策并未执行，１９８８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实际上是否定紧缩政策，加剧扩张。在这种政策背景下，１９８８年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ＧＤＰ增长率达１１．３％，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１９８８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体现在工业增长上。同工业超高速增长迥异的是，农业生产增长缓慢，工业中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更加滞后，“基础瓶颈”日益狭窄。

　　１９８８年物价在前３年上涨过快的基础上，涨势更猛，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大大增强，由此触发了全国性的提款抢购商品风潮。

　　针对这种严峻形势，１９８８年９月，中央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由于治理整顿，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经济步入波谷之中，出现所谓的市场疲软。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ＧＤＰ增长率分别降至４．１％、３．８％。１９９０年零售物价上涨率下跌至２．１％。

　　（七）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经济过热

　　中国经济经过１９９１年全面回升后，１９９２年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全国ＧＤＰ增长率１４．２％，形成波峰年。继１９９２年的高速增长之后，１９９３年上半年经济继续超高速增长，增长速度达到近几年的顶峰，ＧＤＰ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４．１％，工业总产值增长２５．１％，６月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更是达到创纪录的３０．２％。另一方面，投资规模过度膨胀，即使扣除价格因素，１９９３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ＧＤＰ的实际增长速度。同时，物价也开始上涨。高速增长中还伴随着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于是，１９９３年７月，中央政府从控制投资规模、整顿金融秩序入手，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经济开始步入收缩阶段。１９９３年下半年，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有关指标增幅均已回落，但全年仍保持了高速增长，ＧＤＰ增长率达１３．５％。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总的说来是健康的，应予以充分肯定。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还是与历次高速增长和繁荣相同，扩张的源泉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强烈的投资冲动和欲望，进而导致投资膨胀。但是，这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新因素。

　　１９９３年年中实施的宏观调控在１９９４年初见成效，主要表现是过热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降温，但又没有引起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经济增长在平稳回落中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此次宏观调控较为成功，主要是因为调控实施的时机掌握得及时，力度掌握得比较得当，特别是选准了以金融调控为突破口。

　　（八）结论

　　本文分析了新中国的历次经济过热，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历次过热都源于投资扩张。投资的扩张和压缩导致经济过热和收缩的交替出现，即增加投资经济就过热，压缩投资经济就收缩。投资扩张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和需求，但是促成投资冲动和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又主要是具有管理者身份的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作出了投资扩张的决策。投资压缩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的约束，供求关系紧张，各种“瓶颈”压力增大，中央政府不得不适时作出压缩投资的强制性决策。因此，在投资扩张和压缩的相互交替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决策起了关键作用，扩张性或收缩性决策决定了波动的方向。

　　这里分析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和需求，是一种体制性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中央政府作为管理者，作出投资扩张和压缩的决策，是一种政策性因素。因此，投资扩张和压缩，经济的过热和收缩，根本原因在于既有的经济体制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此外，历次经济过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政治因素或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经过２０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也显著提高，按理说过去的那种经济过热和大起大落应该不会轻易再现，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至今还残留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政府管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力量依然强大，因此，导致我国经济过热的土壤依然存在，稍不注意，经济过热就会卷土重来。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偏快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由偏快转为过热仅一步之遥，因此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