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涨价,到处涨价!几个月来,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个原本陌生的名词也一夜之间成为流行词汇。一名长期记账的师奶账本显示:20年来的广州生活成本,现在是最高时期。
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很多人都在感叹:广州居,大不易!广州上半年GDP增长高达14%,CPI增幅为2.1%。这就让不少人在感叹的同时,也不由心生疑惑: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GDP、CPI后面密布的究竟是怎样的数字疑云?作为独立个体的老百姓,是怎样无可逃避地沦为宏观经济链条上的一环的?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政府、社会、个人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
8月12日下午5点多,晚饭还没着落,住海珠区怡乐路的老邓却还坐在饭桌旁,不慌不忙地用小纸片斟酌着写下:苦瓜、牛肉、鲫鱼、豆角、咸蛋……列了六七种待买的菜名,回头看厅里的挂钟快指向6点了,这才把纸片揣在口袋里,然后拿起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周菜情”,走向菜市场。
民间生活:菜市收档时才去买 49岁的邓和上小学的女儿相依为命。由于腰椎病严重,无力工作,每月靠领低保生活。他在买菜前这一系列举动,可谓煞费苦心:6点再去买菜,是因为收市时菜价便宜;列下待买菜单,是为了防备想买的菜突然涨价,可以临时调换别的;带上“一周菜情”,是作为参照,凡是高于报纸报价的,坚决不买。
饶是如此,他花在市场内的时间还是要比以前多出几倍,以前10多分钟,现在要40多分钟,因为最外头的档口跟最里面的比,菜价有些不同;固定摊位的跟临时摆卖的,肯定又有差别。老邓一路走来,逐档问价,比来较去,还是舍不得买。走累了,就在路边坐一下,再斟酌:“不知道别的菜市场会不会更便宜一点?”
不过,他很快发现另一个诀窍:多吃面条少吃饭。低保户每月每人能领到两张购物券,可以到慈善超市换购粮油等生活用品。1张票可以换1盒1.8千克的面条,4张票才能换1包10公斤的大米。而且,吃面条不但省菜钱,还省煤气费。他随便弄点豆腐干,或者买1元的鸡杂或猪肝,下两块面条,就可以和女儿两人吃得很饱了,成本不到3块钱。现在老邓家一周吃三四顿面条。
官方数字:服务类商品都涨价 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7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2%。八大类商品(服务)价格中,除了娱乐教育文化用品、服装和通讯外,其余都在大幅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0.8%,医疗价格上涨5.0%,居住价格上涨3.9%,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上涨1.8%。
如果说官方的数字离生活太遥远的话,升斗小民的生活记账或许更有说服力。都府社区的李笑蓉阿姨以善于理财持家出名,居家记账有20年的历史。翻开账本,密密麻麻地挤满了20年来的广州经济生活指标。而现在是史上最高的时期。
根据她的账单,2006年买一斤瘦肉只需9元;今年1月份,升至11元;现在,至少是15元。按照多年下来一周煲四次汤的习惯,一个月要多花80元。4月26日,李笑蓉带着50元上街,花39元买了30斤大米,剩下11元,买了3元菜,3元买鱼,5元买排骨。7月20日,她依旧带着50元上街,同样买了上次那个牌子的30斤大米,却花了47.7元。
面对涨价 白领 请客吃饭得掂量了 邱家人都很羡慕那些城市白领,出入高档写字楼,希望孩子大了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过,白领们最近也在为生计烦恼。
24岁的宋凌鹏是五羊新城某国企白领。前日一大早,他就接到房东电话,说从8月份起,房租要从每月1250元提到1400元。“涨就涨吧”,宋凌鹏只留下这样一句话便把电话挂了。虽然对租金上涨早有预见,但他还是颇感不爽。因为这种被价格压迫的感觉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7月底的一个晚上,宋凌鹏来到公司附近的快餐店吃饭,发现自己最常吃的叉烧猪排饭从10元涨到了12元。“特别不爽,以前给张整钱就行了,现在还要找2元零钱”。当时店里有许多客人都在跟服务员吵架,质疑涨价。但此后,宋凌鹏发现常去的很多餐厅,菜价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宋凌鹏盘算着将一个月生活费控制在1500元,房租分担850元,午餐单位包了,晚餐和早餐每天20元。但如今什么都在涨价,又觉得这样过日子很苦。以前请朋友吃饭总是很大方的他,现在都考虑得特别仔细,“吃顿两三百的,还花得起,多了就得期望股票涨了。”
在公司做到中层的魏先生生活虽然不会因此受影响,但在办公室里也禁不住加入抱怨的队伍。他固定地去小区内一家理发店理发,但是他不久前再去时,门上赫然贴着一张告示:鉴于近期物价上涨,本店亦提高价格,平头从15元涨到25元。“别人涨我就涨,这是什么逻辑嘛?”
低保户 家中电灯换成节能 价格突然猛涨的逻辑,很多人搞不清,抱怨之后,还得面对现实。荔湾区逢源街华贵社区的德星叔比很多人都早地预见到这一现实。3月底的一个晚上,他把正在念职中的女儿叫来,郑重其事地谈了一场,主题是削减女儿的开支。
53岁的德星叔患3级病残。1996年,他所在的华南缝纫机厂倒闭,他紧接着失业,去年8月份,妻子过世,留下了他和女儿,租住在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德星叔对女儿疼爱有加,“如果餐桌上有8块肉,6块是她(女儿)的”,他说。从2003年申领低保开始,726元的救济金,就是父女俩每个月生活的全部来源。再怎么困难,德星叔每个月都会腾出600元交给女儿,“交通费、学杂费、伙食费,统统包括在内”。
但是,上涨的物价让他“顶不顺”了,“每月126元当家,实在难做到”。谈话之后,女儿每月开支从600元一下子缩减到350元。除此之外,每天早上买菜前,他都告诫自己,花费不得超过6元。德星叔应对涨价的另一个对策是,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因为他发现,在各种活动中,街道经常给社区低收入居民派油。另外,不用环保专家动员,他就主动将家中所有的电灯换成节能的了。
老邓发现的生活秘诀是,到大学里搭食堂。“中大学生食堂3块钱3个菜,还有米饭和免费汤”,邓先生认为比自己买菜做饭还值。每天中午他都拿着3个饭盒去打饭,一份自己的,一份女儿的,还有个饭盒用来装汤。但是,7月份学校放暑假,饭堂也关门,这一点让他颇为烦恼。
打工者 煮一大锅粥当午餐 涨价的生活每个人都要面对。相对李阿姨这种有固定收入的本地家庭来说,外来打工者的感触似乎更为深刻。在海珠区康乐村的出租屋里,37岁的阳江人邱秀其正在看女儿摘菜。13岁的女儿晓文掐掉豆角顶端的两三厘米,马上被他截住,捻去豆角头坏掉的部分,硬生生地救回半截。“豆角昨天两块五,今天三块!”
邱秀其2003年来到广州,在制衣厂当服装针车维修工。今年3月,手指被机器切伤后失业。家里就靠妻子陈荣妃经营的手工厂维持生计,每个月收入2000多元。1000元的房租就占去了其中大半。邱家基本不再考虑攒钱的事了,一家四口都在一日三餐上“挖心思”。
天气热的时候,陈荣妃就煮一大锅粥当午餐,买两块钱酸豆角搭配。以前天天喝的猪骨汤减少为两三天煲一次,或是4块钱瘦肉滚青菜,青菜还可以捞上来,“加点豉油、加点盐,做一道广式"白灼"”。邱秀其和儿子喜欢蒸水蛋,做成这道菜只需5毛钱。不过,女儿晓文揶揄:“就是加很多很多水,筷子一夹,掉了。”她喜欢叉烧肉,不过原来一斤13元的叉烧肉已经涨到18元。妈妈今年买了两三次,“已经忘了(味道)。”
对这个13岁的小姑娘来说,现在的生活,就如妈妈加了很多水的蒸水蛋一样,被大大地稀释了。
但是,她也知道父母的不易。大热天里,邱秀其到处揾工,一天转了10家工厂,拿着一盒名片挨家派。但是,手上的那张名片也涨价了,“以前12块钱100张,现在15块钱。”
拾荒者 只有自己劳力没涨 对于河南人常加旺来说,他的压力则更多地来自如何保证每月如数寄回去300元。48岁的他现在的工作是在五羊新城某大院看门兼修单车,下班时间则去收破烂。看守大院收入是每个月500元,修单车约有200元,收破烂有三四百元,每月总收入在1100元以下。此前,他并没有意识到物价飞涨,在7月底要寄钱回家时才发现,自己这个月不知不觉多花了200多元。结果第一次没有按月寄钱回家。想到老家没工作的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老常咬咬牙,把一日三餐的饭钱控制在13元以内。
对于河南民工老常来说,倒是不会去争论这些概念,因为他压根没听说过这些词语。不过,他心里也有自己的盘算。7月份以来,他去废品收购站卖汽水罐,发现价格由每个1毛钱涨到每个1.5毛了。但与此同时,他也不能以每个5分的价格来收购了,同行们的收购价已经涨到每个1毛了。这样一来,“每收售一个汽水罐,我还是只能赚5分钱,没变。”最近身边一切的突然涨价让他觉得莫名其妙。在汽水罐的回收这条小小的经济链条上,老常看明白了一点:唯一不变的,是自己的劳动力“价格”。
在常叔的印象中,广州是一个赚钱容易的地方。以往他收破烂每天可以收200斤,现在则只能收30斤。常叔觉得,也许是经济好了,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外来工疯狂涌入来“抢饭碗”,“一个馒头以前是两个人吃,现在是十个人分。”外来工多、生意竞争大,工资自然不涨价,东西还是那么多,物价却越来越高……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