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教材不是做时装　

　　《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改版部分经典名篇被删》(《青年周末》)一文问世后，引来网友议论声一片。大概是为了“辟谣”，《新京报》8月18日又发表了对薛川东(北京版高中语文课本编委)的专访：《“语文教材没有将鲁迅轰下神坛”》。

　　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细读头一篇报道和第二篇专访，“求新求变”应该是北京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报道中说：“相对于北京市此前使用的‘人教版’语文教材，北京版的要力求出新。‘原来的老篇目一半要换掉’，主力编写人员在编写之前就基本上确定了这个目标。有时候，编写小组撤下老篇目，只是为了给新篇目让路。”“薛川东认为这次教材改动，完全可以用‘前卫’二字来描述，因为必须要有新的东西，必须和生活的时代更接近。”再看替换下来的篇目，果然言行合一。《孔雀东南飞》，那是汉朝的东东，当然已老得掉牙，而且“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的选择已很不“前卫”；《石钟山记》，那是宋人的描写，大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说法已显得非常迂腐；《项脊轩志》，那是明朝的感情，“庭有枇杷树”之类的写法可能已相当落俗套；鲁迅的《阿Q正传》，批判的是国民的劣根性，自然不如他的《铸剑》有趣，因为后者已被学界的金庸迷认定为武侠小说；高晓声笔下的陈焕生更是土得掉渣，居然不知沙发为何物，哪里能跟新增篇目《新鲜的网络语言》中的“沙发”们同日而语。“编委们觉得，《陈焕生上城》的年代实在是太久了，而且其内容也有些过时。‘应该让它休息一下，所以我们把它换掉了。’薛川东说。”——连1980年写出的作品都觉得年代太久，我还提那些远古的东西做甚？！

　　大概也正是受这种新编写理念的支配，《红灯记》替换掉了《雷雨》，但是这样的换法却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众所周知，《红灯记》在八个样板戏中排名老大，这也就意味着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的手法运用得更地道。笔者记得当年的语文课本中曾选过《红灯记》里的一场戏——《赴宴斗鸠山》，此课书念完，除了让我记住了几句成语和歇后语(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并没有学到其他东西。与《雷雨》相比，哪个更能开拓学生的情感空间岂不是一目了然？但报道中的薛川东却说：“京剧作为国粹，也该受到学生的关注。”而“在孔庆东看来，一些红色经典是必须要收入的”。笔者猜测，《红灯记》能够入选或许不是因为它的京剧国粹性，而是因为它的红色经典性。报道指出，编委中有不少金庸迷；其实它还应该加一句：那里面还有新左派。

　　如此看来，北京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有点问题？答曰：不但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其实，不编教材的人也应该明白，进入教材的课文是要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所以课文的选择尤其需要慎重。慎重的办法有多种，而文学经典原则尤其不能弃之不顾，因为那里面有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表情。什么东西可以成为经典？说白了其实就是些老而旧的东西，因为它们经过了时间长河的检验。《红灯记》问世才四十多年，除了新左派会温而习之外，如今很可能已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这说明它只能算作被钦定的红色经典，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可惜的是，编写组似乎淡忘了这个朴素的道理，所以他们才会盲目求新、唯新是举、标新立异。如此这般，就不但败坏了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而且还会带来编写观念的混乱。谚云：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亲；但众所周知，编教材并不是做时装，换课文也不是换衣裳。

　　写下如上文字，其实我是有一点私心杂念的。据薛川东讲：“北京40％的高中生会用这套新课本，包括东城，西城，朝阳，石景山，昌平，延庆，门头沟等9个区。”我就琢磨着，一年之后，犬子将入高中，万一他去了门头沟中学，那他就成了这套教材的实验品。成为实验品之后，他当然不知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古典意蕴，也不晓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现代格言(《记念刘和珍君》也拿掉了嘛)。他倒是能经常跟他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这就是他学到的本事？所以，我的结论是，这套教材有可能会让北京40％的高中生变得很没文化。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