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一对一”式慈善尴尬

　　社论

　　湖北襄樊22名贫困大学生一年多以前接受当地工会组织的女企业家的捐赠，其中三分之二未给资助人写信。据说这样的表现让资助者心寒，其中5名学生今年没能再获捐赠。媒体组织捐赠的负责人认为，大学生不知感恩，缺乏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的“阳光心态”。

　　关于贫困大学生的心态，似乎确实有讨论的必要。实际上，贫困的年轻人如何接受自己的身份、接受对他们来说格外残忍的社会现实，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社会命题。但是反过来，捐赠者的心态也未必就很健康。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对受惠者的要求；但是施恩不图报，这也是对施惠者的期待。实际上，也只有不图报答的捐赠，才具有道德含义，否则就变成了一种交易，仿佛是去购买一种名叫“感恩”的商品。当然我们可以说，不图报答的捐赠，它也有其心理动机，那便是收获个人的道德满足感——但这是一个自足的过程，而美德之所以为美德，就是借由这种方式让自己与他人都受益。

　　但是，我们看到捐赠者似乎非常期待受资助的大学生写信来，否则也不会因为心里不是滋味就停止了捐赠。就像人们批评大学生不知感恩，这是一种道德谴责；如果指责捐赠者是想花钱来购买“做恩人”的感觉，那更是诛心之论。事实不过是，这一场风波中，捐赠者和被捐赠者的表现都让人感到不美好，让人觉得慈者不慈、善者不善，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找不到美德的影子，难堪且让人失望。

　　不过，组织捐赠的机构要求学生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本来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资助方本来就有权在资助之前提出一些要求，例如这些钱必须用在哪些方面，又或者这些学生在学校的成绩必须达到某个标准——大概捐赠者或者慈善机构，都必须借助类似的方式来保证它的钱不被滥用、完成初衷。但是，在襄樊这个具体案例中，当地工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它只起到了一个中间人的作用。这一慈善项目采取的是“一对一”的方式，就是说出资人与受赠者必须直接接触，而那封“汇报学习生活状况”的信，也要直接写给捐赠者。

　　写信给资助机构或者资助个人，听起来这似乎是非常小的差别。但是只要稍微体会一下受赠者的心态，就会明白这个差别很大。直接写信给资助人，就意味着要面对一种非常不对等的关系，而且几乎是强制性地、必须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后来的情况证明，这种强制性不仅是心理压力，而且是行动事实。让人非常想要逃避的，或许并不是感恩，而是对感恩之心的强制要求。

　　古希腊人认为，善是一种技术，就是善于行善。从这次襄樊“不知感恩”的案例来看，慈善也是一种技术，行善的操作方式，很可能会改变它的结果。“一帮一”结对子这种社会救济方式相当原始，它让捐赠和受赠双方直接接触，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和地位不平等，在古代社会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但是在现代社会，以平等为人际交往的原则，“恩人”逻辑很难被接受消化。

　　与平等原则相匹配的慈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早就大量存在。简单讲，就是以慈善机构为主体，去完成收受捐赠和资助救援的工作。这种方式不仅能够避免前述尴尬，而且能够更好地统筹善款、规模使用；同时，在一个民间慈善事业充分发达的社会里，可以实现功能细分，各个基金会有其不同的诉求与取向，针对特定的人群——这种细化当然可以提高社会慈善的效率和准确性。

　　在我们国家，慈善组织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都具有政府背景。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目前尚不具备合法性，这种情况不仅遏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发挥发展，而且直接造成了“一对一”这种慈善模式的流行。这种模式的弊端，在襄樊“不知感恩”的事件中，在不久之前“小娟私吞善款”事件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实际上，中国目前每一次有关慈善事业的讨论，都在集中呼吁民间组织的合法身份。长时间持续的呼吁大概还是有效的，民政部22日透露，《慈善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其中将包含对慈善组织的规范——这一规范到底能不能突破官方垄断的局限，将是该项立法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