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无法期望通过漫长的市场淘汰来建立行业信誉和竞争优势。但是,国内评级机构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庇护,远离市场竞争,继而长久地获得“铁饭碗”的思想也不足取。
继不久前正式颁布实施《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后,证监会近日又颁布了配套法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资信评级在我国起步较晚,权威机构对资信评估企业资格的认证最早见原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银发(1997)547号文”。央行在该文中,认定中诚信、大公等国内的九家机构具有对企业债券进行评级的资格。
在这一权威的认定名单中,我们发现并没有外资评级机构的身影。而此次证监会的《办法》又一次表明,行政力量排斥外资评级机构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从表面上看,这种排斥在短期内保护了国内弱小的评级机构,使其不必直面外资评级巨头的竞争压力。但是,从根本上而言,通过高筑行政壁垒不仅不利于评级市场的优胜劣汰,而且还将置国内评级机构于压价竞争的怪圈之中。
虽然从《办法》的行文中可见,证监会对申请证券评级业务许可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了注册资金和人员等方面的限制。但是,这些看似严格的监管准则并没有切中信用评级产业发展的要害。目前中国信用评级产业的规制,完全由管理部门采取行政手段操控,具体表现为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市场准入,形成了行政性的进入门槛。这样的门槛只会让评级产业因行政保护而失去活力,国内评级机构与国际知名企业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事实上,我国评级行业市场化竞争被人为限制的状况,已经让市场作出消极的反应。比如,在现行的贷款评级市场中,作为被评估对象的贷款企业,往往对于评级并不信任和热心,常常以“应付“的心态接待评级人员;而商业银行在审定贷款操作中,也更加注重自己的内部评级,并不认可信用评级机构的外部评级报告。针对这样的被动局面,管理层试图通过考核违约率等内部淘汰手段来加以约束和提升产业形象,但一味依靠内部改良,却不肯放开竞争是无法解决信用评级产业根本问题的。
反观国际市场,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成熟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大量的企业破产和银行坏账,成就了信用评级机构行业的权威中介地位,而标普、穆迪等行业翘楚则是依靠自身能力,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其间大量的信用评级机构则被市场力量所淘汰。
诚然,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无法期望通过漫长的市场淘汰来建立行业信誉和竞争优势。但是,国内评级机构完全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庇护,远离市场竞争,继而长久地获得“铁饭碗”的思想也不足取。其实,证券评级业务并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完全可以开放竞争,不能因为要维护内资评级机构的利益而让评级市场失去活力。对内开放可以让更多有实力的金融企业进入,使得目前整体规模偏小、市场影响微弱的评级行业快速壮大;对外开放则能够让国内企业受益,国内评级机构给出的证券评级等级根本无法获得国外投资者的认可,只是内部有效的“地方粮票”,而国际评级机构的介入,可以让被评主体通过一次性证券评级获得国内、国际的双重认可,从而节省了企业融资成本。
证监会《办法》的发布,意味着公司债市场大门的开启又跟进了一步,同时也让国内脆弱的评级机构获得了难得的发展的机会。但是,面对仅能勉强度日的评级机构,我们必须要反问,行政保护究竟是促进了评级机构的发展,还是损害了产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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