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立法意在修正政绩观　

　　社论

　　总共7章、61条、万余字的循环经济法草案，于两年前被补充列入立法计划，昨天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与该草案同批次进行审议的还有国家反垄断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草案。相较而言，由于切中社会热点问题，民众对后两个草案的立法过程始终报以热烈的关注，对前者的反应则明显平淡许多。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也就是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总称。负责向人大进行立法阐释的人士认为，循环经济是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上乘模式，它强调以循环发展模式替代传统的线性增长模式，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和“生产－消费－再循环”。

　　循环经济是有潜台词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对资源越来越深重的压迫。或者说，它的对立面是建立在高能耗、重污染之上的掠夺型发展模式。我国现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能耗物耗过高，资源浪费严重，产业前端减量化的潜力较大。因此，循环经济法草案坚持了减量化优先的原则，这与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一般侧重于废物再利用是有区别的。简言之，中国式的循环经济是要约束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控制环境污染，对在产业链中流转的资源总量进行有效控制。

　　追根溯源，循环经济存在于官方的经济思路中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附属性注释，还没能上升到经济筹划的战略层面。为循环经济立法，将进一步丰富它的内涵，增强其可操作性，有助于扭转当下盛行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观。众所周知，作为此种经济发展观的主要特征，对GDP统计总量的片面追逐扭曲了正常的发展思路，造成了能源、土地、环境等被看作是必要的牺牲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对GDP的畸形心理形成了同样变形的政绩观，这种政绩观又强化了对资源与环境的侵害与“清洗”——这方面的论述已如汗牛充栋，无需多说。但有必要警惕的是，如此恶性循环的困局已把此种积弊传导至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社会肌体的各个层面，构成经济与资源间的刚性矛盾，亟需找到破解之道。换句话说，为循环经济立法就是要确立新型的经济发展思路，破除现有政绩观的顽疾，消解势利的政绩观对资源的盲目利用，解除它对环境恶化的持续“胁持”。

　　从政府作为的角度来看，这恰好是为循环经济立法的目标所在。但依照中国特色的行政风格和权力架构，立法的目标往往形成法案的障碍，更成为它付诸现实之后的险滩畏途。在这一点上，绿色GDP体系的命运可作前车之鉴。绿色GDP试图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也就是说，绿色GDP是要做减法，说得直白点，它是要减少各级政府依靠GDP所支撑的施政成绩。这无疑冒犯了太多的禁忌，有些省份直接发出抗议或不合作的威胁。今年初，中国绿色GDP数据难产，该项考核体系快速夭折。虽然不能说绿色GDP统计已尽善尽美，但足见冲击现有政绩观有多困难，调整它更需付出极大的代价。

　　循环经济与绿色GDP当然不属于同个量级的设计，它们有很大不同。循环经济法草案注重制度建设及可操作性，希望升级既有政绩观，以法的力量推行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国家意志，民众当乐见其成。不过，若要新的政绩观从萌发到主导官方心理，直至渗透进大量经济政策中，循环经济将同样面临绿色GDP体系曾经承受的压力，亦即：必定要经历既得利益的反弹，遭遇利益集团的抗争过程。尽管可以运用迂回策略，回避很多原本反对绿色GDP的理由，但循环经济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核心的抵抗力量。如此，只能等待草案通过，再去检验它的抗打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