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制度的促“善”作用功不可没

　　本报记者迟明霞

　　中外富豪对于捐赠的态度似乎不同。

　　2000年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65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30亿美元。而比尔·盖茨更是将240亿美元纳入慈善基金。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如果富人死的时候仍然富有，那他死的可耻”的名言，已成为美国一百多年富人做慈善事业的驱动力与信仰。

　　而麦肯锡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慈善捐款的80％以上来自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此外，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2006年统计数据也显示，其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国内富豪捐赠的还不到15％，其中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仅为1％。

　　“国际上的一些大公司也是发展稳定以后，才开始做慈善，中国的许多企业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捐款还是不少的，而且是利他性的，未考虑是否跟自身利益相联系。

　　而对于中国民众的捐款行为，杨团也予以了肯定，“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民众的捐款行为已经很不错了，关键是需要有机制让他们的爱心落到实处”。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政府对慈善事业支持，一方面是对企业和社会成员的慈善捐献给予相应的免税待遇。比如，美国税务优惠政策就规定，“为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保健和社会服务等慈善机构捐款的个人，将享受免税优惠”。

　　另一方面则是对个人所得或遗产征收超额累进税等。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征遗产税。而按照美国的遗产税，即使家财万贯的家族，到第四代所获得的遗产也只能为零，美国超过300万美元遗产，就要适用最高的遗产税率55％。

　　其实，许多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他们的“菩萨心肠”并非与生俱来，公共制度的促“善”作用功不可没。

　　至少，对于务实的巨富而言，税收制度就是促使其“从善”的一个重要客观外因。有人这样比喻：卡内基为美国的慈善事业下了一只蛋，盖茨把它喂成了一只鸡，其饲料则是税收制度。

　　美国承认慈善组织的独立社会地位，并对有关慈善组织或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美国目前有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可以支配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美国GDP的9％。而2004年，中国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组织获得的捐助总额约为50亿元人民币，仅占当年中国GDP的0．05％，而英国同类数字为0．88％，加拿大为0．77％。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只有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等十几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而个体纳税人的捐赠，免缴的税额只在3％以内。反观美国1986年颁布的税收法典就规定了很多不同类型机构都可以免征所得税，使得这些机构高度收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公益性机构。

　　“西方人在税收优惠上不如我们，其实，是国内税收减免的繁文缛节阻挡了捐赠，超过了实现税收优惠的机会成本。”杨团说，其实税收和募捐的关系并不是影响企业投身慈善事业的最大问题。

　　当然，国外政府对民间的公益慈善组织监督力度也是很到位的。在美国，政府支持社会办慈善事业，但同时政府对慈善机构的界定及其财务活动有一套完整、规范的管理办法。据了解，美国的税务局通过三种方式来监督慈善机构的运作：一是慈善机构提供的年度报表；二是通过审计慈善机构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三是通过评估对违规的慈善机构给予处罚或罚金。

　　此外，在美国，除了政府有一套严密法定程序监督慈善组织外，还有关心慈善组织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对其进行评估。比如1918年成立的美国全国慈善组织咨询局，运用“慈善组织评鉴标准”，每四年对全国的慈善组织评估一次，评估结果通过媒体和网站公布，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

　　而在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善款运用属于哪个部门负责管理与监督，如何监督，受赠人如何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除捐赠人有权查询外，一般公民是否可以查询，特别是法律如何处罚违法行为等，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样，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我国慈善事业推动的主力军，现在是以政府为主导，但慈善更应该是民间慈善。”杨团认为，在慈善事业上，民众是主流，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政府的作用更应该是帮助、法律支持和监管。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