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嘉:希望做一个能改变世界的产品

王维嘉:希望做一个能改变世界的产品

   对话语录：

　　创业家们永远是乐观的，所以犯的都是太乐观的错误。

　　如果一个产品你拿回家给你妈，你妈用起来很顺手，就说明这个产品成功了。

　　职业经理人是可以培养的，但是领袖是天生的。

　　假如用财富作为成功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觉得自己不成功。你跟比你钱多的人比，永远都是痛苦的。

　　创业：创业家犯的都是太乐观的错误

　　本报记者：你是比较早走上创业之路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之一，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吗？

　　王维嘉(王维嘉新闻,王维嘉说吧)：创业的想法，我一直都有。

1983年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人民日报》连载了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写的《硅谷热》，是关于苹果、惠普等一些大公司创业故事的，当时看了就很受激励。1985年，我刚到斯坦福的第一天晚上，就参加了电机工程系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如何创办公司的创业会。当时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做中文激光打印机，那种热烈的创业气氛至今想起来，都令我激动不已。来到斯坦福，受环境的影响，创业的念头就越来越浓。我觉得创业者首先要相信自己及自己所做的事，然后就是要不断听从自己心灵的呼唤而不能靠所谓的理性指引，这有点像掷硬币，你要一直掷下去直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面出现为止。

　　本报记者：如何区分创业中“一时的冲动”和“心灵的呼唤”？

　　王维嘉：尽管我一直有一种冲动，但创业不是脑子一热就行的。每次我去演讲，都会问大家，你们想创业想了10年的有多少？想了5年的，有多少？如果你已经想了10年，有过不少创业思路，积累了很多经验，那么你离成功就近了一步。创业，不是一个大学生听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马上充满热情地开始干，就可以成功的。

　　我创业的时候，已经在四个公司工作过了，其中有10万人的公司，有刚刚创业的公司，有几百人的公司，这些工作，帮我从心理上、经验上、知识上，做了积累。我从第一次萌发创业的想法，到真正创立美通无线，中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创业的想法，我想我一直在听从着自己内心的呼唤吧。

　　本报记者：谈下创业过程中你犯的最大错误吧。

　　王维嘉：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就是太早了。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做无线股票交易机的，早了10年；我们是中国第一个做无线互联网的，早了7年；2003年，我们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手机联网游戏，但是市场明年才会起来，提前了5年。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把握好时机，希望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时机刚刚好。

　　别人评价我们，美通的方向永远是对的，可是永远是太早了。我们会犯这样的错误，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自己的背景是做技术的，团队的背景也是搞技术的，对市场的感觉比较弱,市场总是滞后于技术的。第二，创业家们永远是乐观的。创业的人一般都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犯的都是太乐观的错误。所以我认为方向的选择和时机的把握是第一重要的。市场是前提，如果没有市场，其他都没用。

　　本报记者：回过头来看，你认为创业者最重要的素质应该是什么？

　　王维嘉：尽管创业团队、管理等很多因素都很重要，但这么多年，看了很多成功失败的经验后，我认为一个人创业能否成功，能否看准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俗话说，当台风来得时候，猪都会飞。如果你从事的行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那么你一定会赚钱。

　　如果没看准市场的话，管理再好，也没用。选择正确，是最重要的，当然这里面有一定的运气。第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行业。

　　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时机的选择也很重要。就像买股票，谁都知道要低买高卖，但谁能在最低点买，最高点卖呢？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做企业也一样，如果做得太早了，就变成了先烈了。

　　本报记者：你认为什么样的性格适合创业?

　　王维嘉：不安分。

　　风投：风险投资不会因为你讲的好，他就会激动。

　　本报记者：从你创业开始，已经成功地数次融资，包括从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融资，在此方面应该有好的经验吧？

　　王维嘉：风险投资不会因为你讲的好，他就会激动，就会投你。他会投你，主要是因为他本来就对此感兴趣，本来就想做这方面的事。内在的因素，才是最关键的。英特尔投资公司一般会投资与他们产业上下游有关的企业。他们会投我们，是因为我们从事的无线行业，正好也是他们想做的。

　　本报记者：具体说来，风险投资青睐你们的东西还包括哪些？

　　王维嘉：可以成功融资主要因为我们的方向是无线互联网。其次，人很重要。我们的创业团队不算笨，有国际工作的经验，又了解中国，在硅谷找到这样的团队也不容易。创业时，当你的方向选择对了，团队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团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报记者：对于风险投资，许多创业者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像王志东、吴鹰都因为是跟董事会的经营思路不同，而被迫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你如何看待这种事？

　　王维嘉：我和吴鹰、王志东都很熟。王志东曾经是新浪的灵魂。我想如果王志东一直留在新浪，新浪应该不会比现在差。当时是互联网的严冬, 业绩不好和CEO没什么关系。 如果到了今天，搜狐的业绩很好，但是新浪不行，那就应该换掉CEO，否则我认为就不应该换人。吴鹰也一样，当时小灵通在最火的时候，吴鹰被塑造得像神一样。其实，当时他没有那么神，今天也没有那么差。他还是他。但是资本永远要找替罪羊。好的时候，董事会就很高兴，差的时候，董事会当然就要找原因。

　　本报记者：你想象过，有一天，董事会让你离开自己创立的美通公司吗？

　　王维嘉：这种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很感谢董事会，能容忍我到现在。其实，资本由于离得较远，可能并不了解情况。但有时，换人还是对的。如果别人的船都开足了马力，而你的船却在搁浅，如果当时搜狐和网易的市场都非常好，但新浪不行，那当然要换人。

　　世界本来就是变化的，公司就是属于董事会和投资人的。任何职业经理人都应该把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时你拿别人的钱，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所以你在引入投资人的第一天，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董事会把我换掉，公司一下发展壮大了，那我会更高兴，因为我也是股东，不劳而获，是所有人最终的理想。

　　管理：管理是无穷尽的东西

　　本报记者：作为企业家，你心目中欣赏的企业家是什么类型？

　　王维嘉：我最欣赏的就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苹果的CEO。他做的事是我最想做的。他一个人开创了三个产业：第一个是个人电脑产业，这不是微软开创的，而是苹果开创的；第二个是数字动画片产业；第三个是数字音乐。这样的人在硅谷都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他去世了，我想整个硅谷都会为他下半旗的。

　　STEVE JOBS做事情的感觉太好了，他看事情非常准，时机也把握得非常好。这是没法模仿的。他的脾气很坏，但是员工还是愿意跟着他走，因为你跟着他，你就会体验成功。

　　本报记者：你认为像乔布斯这样的领导能否培养出来？

　　王维嘉：很难。职业经理人是可以培养的，但是领袖是天生的。

　　本报记者：我看很多人写你是浪漫技术主义？

　　王维嘉：有点。我从小看到发明电视机、无线电、收音机的故事就会有种冲动，总想也能发明一个能改变人生活方式的东西。所以我做技术是有浪漫的色彩在里面的，但是浪漫对于做生意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你有可能被浪漫的色彩掩盖了一些事实，所以做生意还得从实际出发。

　　本报记者：技术背景对你的管理思路有何影响？

　　王维嘉：我早已不是工程师了，具体不做技术了，但我的技术底子是忘不掉的。我们公司非常重视用户的体验，一定要让用户最最简单地使用，界面特别友好。我们公司有个标准就是“俺娘TEST”。如果一个产品你拿回家给你妈，你妈用起来很顺手，就说明这个产品成功了。如果你拿回去，你妈发愣，就不行。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差，美国做的最好的就是苹果。其实用户用的越容易，后台设计就越复杂。

　　本报记者：你对自己目前的管理水平感到满意吗？

　　王维嘉：肯定不太满意。管理是无穷尽的东西，永远没有极限，总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东西。

　　我在很多公司都干过，你会发现大家经常很忙，但没有人注意用户是否喜欢你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公司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公司有两个闭环。第一个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跟用户体验闭起来。因此我们做了大量的用户调研、反馈，数据分析。第二个环，就是我是公司的CEO。我的想法，能否传到公司的每个人，他们是否都理解，这个环也要闭起来。因此我经常去一线跟员工聊天，了解一线情况。我认为这个也很重要。

　　本报记者：如果管理是一张满分为100分的卷子，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王维嘉：70分。我觉得，你的员工能不骂你就很不错了。如果能够把一个公司做到员工的精力100%地集中在工作上是非常难的。

　　本报记者:作为中国无线互联的开创人之一，你觉得这个领域前景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吗？

　　王维嘉：我一直觉得无线互联方面肯定会超过互联网，原因很简单，当你的手机在各方面都和电脑一样，又能很方便地随身携带，那你会选择什么呢？就像BLACKBERRY（黑莓手机），只要用的人对它都像染上毒瘾一样，但是电脑的电子邮件就做不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未来5到10年，象上网、电子邮件这些功能都可以以手机为主。以后也许就不分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了，互联网的终端是以手机或PDA为主了。

　　成功：永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本报记者：插过队，留过学、创过业，在这些经历中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王维嘉：我觉得还是高考，考上中国科大，应该是我人生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如果我出国没有去斯坦福，也会去马里兰等其他大学，即使我上别的学校，最后还会出来创业。但如果那年考不上大学，第二年我还会再考，如果第二年考不上，就可能再也没有考上的机会了。因为当年我们考的时候，是从1965年到1977年13年的学生一起考。当时在校生没复习，我们也没复习。到了1978年，像我们这样已经毕业多年的人就很难考上了。在校生在学校复习半年，有老师教，和自己在家看书完全不一样。到1979年，像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根本无法和在校生竞争了，几乎就考不上了。我记得我们高考那年的录取率是4%。

　　本报记者：今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30周年，你作为77届高考的亲历者，能谈谈当时的情形吗？

　　王维嘉：我下乡的时候，已经是插队的尾声了，不像老三届那么辛苦。但是和今天的孩子比起来还是很苦的。最近出了黑砖窑事件，我当时插队就在砖厂当厂长。烧砖这活儿非常非常累，特别是将烧得半红的砖从砖窑往外起的时候，你得抱着十几块滚烫的砖往外走，非常危险。

　　我们当时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就想回城复习。但是大队书记不让我们走，他说要大干100天。我们又跑到公社，公社说你们得听大队书记的。最后还剩40天，再不复习就没时间了，于是我们就自己回西安了。我住的地方，就在西安交大边上，那时各个大学都开补习班，全是免费的。文化大革命十几年都不让高考，所以恢复高考，老师们的热情特别高，他们拼命地教，还一分钱都不收。

　　因为我们的户口在农村，考试还得在农村考。因为私自回城复习，得罪了村支书，我们知道回去以后就会断粮没饭吃，所以每个人回农村的时候都带满满一书包的馒头。馒头吃四天就没了，然后我们就去农民家蹭饭。蹭了几顿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最后我们就把当地剩的掺杂着鸟屎的陈年苞米茬子拿来吃，那东西四五个钟头都煮不烂。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天就完全断粮了。我们饿了一天肚子，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来，走路去公社参加考试。那时候理化是合起来考的，考了仨钟头。考完一出来，就觉得天地都在转，因为我们已经饿了一天。考完以后，我就特后悔，觉得应该报中专，报个大学肯定考不上。那时候谁也没有底，考的好坏都不知道。我只觉得我的作文写得特别好，因为作文题目叫《科学的春天》。我原来就对这东西感兴趣，最后我就写伽里略怎么在教堂被烧死，四人帮怎么压制科学，就把欧洲的文明史跟四人帮进行了对比。考试结果出来后，一个同学从西安过来告诉我，考上中国科大了。我根本不相信。等到第二天，我爸妈告诉我这消息，我才觉得是真的。

　　本报记者：你如何看待成功和财富？

　　王维嘉：所谓成功，永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假如用财富作为成功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觉得自己不成功。你做得再好，你的钱还是比比尔·盖茨少。你跟比你有钱的人比，永远都是痛苦的。比尔·盖茨也很痛苦，他坐在第一的位置上，GOOGLE想推翻他，APPLE想推翻他，他心里也非常紧张。一旦走下坡路，他的痛苦比别人更大。他就跟皇帝一样，皇帝的痛苦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想篡他的权，一天到晚防着所有人，我想比尔·盖茨就是这种心情。

　　我觉得成功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快乐不快乐？你做的这件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有没有成就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本报记者：你认为自己的人生成功吗？

　　王维嘉：我现在做的事是我喜欢的，但是成就感还没有达到我想象的，我们一直在努力。我希望可以做出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我们做的无线股票交易系统是全世界第一个；我们在1999年就做了无线互联网，当时叫掌门网，是中国第一个WAP网站，比移动梦网还早。后来我们做的手机联网游戏又是全世界第一个。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市场的时机还没有发展起来。 我认为无线互联网、手机网络游戏，最后都会发展起来的。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爱和怕》，你觉得你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爱和怕的东西是什么呢？

　　王维嘉：我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太多的恐惧。人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恐惧，成功、失败、不被人尊敬等等，当你慢慢成熟了以后，这种恐惧会越来越少。我觉得人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逐渐摆脱恐惧的过程。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的恐惧是最多的，声音也恐惧，光亮也恐惧，整个世界对他都是威胁。慢慢地你对世界把握越多，你的恐惧就会越少。所以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恐惧。现在我唯一觉得担心的就是家里人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幸福最重要的保障。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在技术领域里能够做出改变人们生活某一方面的，或者某些生活方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