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江岸区花桥街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两层楼,按照统一的要求装修成深绿色,公共卫生科、心理咨询室等不收费的部门占据了2楼的一半。
程锦荣是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2005年,他和兄弟姐妹一起出资121万元,招标中得这一服务中心。
目前,武汉市具有老程这样服务功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9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365个,分别由社区卫生院转制,以及由大医院、企业医院、民营医院和私人创办。
武汉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是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快速成长的缩影。9月16日,卫生部在杭州召开社区卫生服务研讨班。此前的8月2日和9月4日,这样的研讨班已先后在成都和武汉召开。
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司长杨青透露,目前我国已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000多个,2007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投入80亿元,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扶持力度。
摸索新路
9月4日,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258名代表汇聚武汉,武汉、宁波、成都、北京等地的代表,介绍了各自的经验。
"各地都在探索社区卫生服务的新路子,只是武汉、成都和宁波等地走得比较靠前。"武汉市卫生局相关人士表示。该人士指出,武汉和成都等地的模式有可能向全国推广。
"北京、上海等地的社区医疗,是建立在强大的财政基础之上的,对于大多数地区,可操作性并不强。而武汉等地的模式,花小钱办大事,更容易被各地接受。"上述人士表示。
以武汉为例,采取的是政府出资"购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的方式。社区医院自负盈亏,政府按照社区内每人26元给予补助。仅此项支出,全市每年就达到1.5亿元。
宁波的模式与武汉类似,但有着更为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市县建立社区卫生领导小组,街道设立公共卫生管理员,社区设立公共卫生联络员。宁波市提出了城市"十分钟服务圈",农村"二十分钟服务圈"的规划设置要求。宁波市对社区拨付的经费,超过了人均50元。
而北京东城区则将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从医疗系统中分离出来,退出市场领域的竞争,成立副处级编制的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其工作人员"吃皇粮",年均收入4.5万元,由区财政拨付。同时实行"收支两条线",切断了个人收入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经济联系。
成都亦采取"收支两条线"的模式,其在武侯区玉林社区的试点,被称为"玉林模式"。这一模式将在2008年扩展到全部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收入与业务额都完全分开,运行费用由政府财政拨款。
武汉样本
武汉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启动于2004年底,因其注重实效而被称为"武汉模式"。
对于武汉红钢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姚汉金来说,转制是个艰难的旅程。该中心2006年8月由青山区第一医院转制而来。"我们医院的妇产科曾经红透武汉,青山区1970年代的人大都是这里出生的。"
但随后,离该医院200米的地方,一座21层高的武钢医院挺立起来。
更名让全院100多名职工感到难以接受。但无奈之举,却让这家医院"柳暗花明",门诊量和住院量保持15%以上的增长,群众满意度也由60%上升到了85%。
"在这里看感冒,三天也就是100块钱,要是去了大医院,没500块钱怎么行?"前来就诊的童森街老人告诉记者。
根据武汉市的政策,社区医疗机构对前来就医的患者,实行门诊挂号费、诊疗、注射服务、住院诊疗和护理服务费等"5免",对低保人员实行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肝功能、胸透、心电图等6项检查减免20%的政策。
根据该市的规划,全市58家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必须对口支援2—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今,已经有1012名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到社区工作。
程锦荣向记者表示:"我要求我们的医生,开出的单个处方,必须在40元以下。"
为了控制药价,也从源头上控制药品质量,武汉市规定,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药品统一配送,由各区卫生局统一招标采购,按照本地市场最低价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直接配送药品,这可以使药品零售价格下降20%。而在全市2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行的"医药分开",则可以使药价再降40%。
成长的烦恼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鼓励企业医院、大学医院和民营医院竞争,择优审批。目前,武汉市有8家民营资本创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但在程锦荣看来,有色眼镜依然存在。
曾有观点说,"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亲儿子,而民营的是抱来的,有了资金应该先考虑自己的儿子。"这一言论遭到了程锦荣的反驳,"城市居民每人26元的经费,不是拨给"儿子",而是拨给社区内的居民。"
此外,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认知度,也有待改变。姚汉金表示,"有的病人看个感冒,也要到大院去排队挂号。"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负盈亏,"以药养医"的现象依然存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社会医学系主任卢祖洵认为,社区医疗的发展方向,还是要"医药分开"。
(责任编辑：雍非)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