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尔德：市场并没有足够大的“降落伞”应对危机

　　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相关的金融机构的实际亏损规模仍有待明朗化。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系统性地低估了风险

　　我们不能准确预测风险，也不能提前准备好，我们所能做得，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做到最好

　　中国金融机构海外扩张是一个积极的趋势，还将持续

　　个人简历

　　贝兰克梵于1982年加入高盛J.Aron外汇和商品部。加入高盛之前，他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贝兰克梵于1988年成为公司合伙人，1994年成为J.Aron部门的联席主管。在高盛固定收益、外汇和商品部（FICC）于1997年成立时，贝兰克梵就出任该部门联席主管，并于1997、1998年两年派驻伦敦。2002年至2003年间，他任公司副董事长，负责管理固定收益、外汇和商品部以及股票部。2003年12月至2006年6月间，贝兰克梵任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贝兰克梵于1975年获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1978年获哈佛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


　　高盛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Blankfein）言谈和蔼、颇有亲和力，与记者心目中极具“攻击性”的华尔街投行巨头的形象略有出入。然而，坐在记者对面这位谦和老者却正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继现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之后，他于2006年6月掌舵华尔街最著名也最为神秘的高盛集团。2006年，他带领高盛创造了华尔街历史上创纪录的优异业绩，也使得自己成为获奖金最多的投行巨头。

　　不仅如此，劳尔德身上还演绎着典型的“华尔街神话”。他是一位邮政工人的儿子，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长大，曾就读于一所地方学校，之后靠奖学金读完了哈佛大学以及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曾应聘高盛但遭到拒绝，后来因其供职的J.Aron公司被高盛收购而得以进入高盛。那时，他是J.Aron的大宗商品交易的“黄金业务员”。

　　在众多华尔街投行因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而备受困扰的今天，高盛如何独善其身？在合资券商闸门开启呼声日盛的时刻，高盛的中国业务将走向何方？这位固定收益部门出身的投行巨头如何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式、中国市场、以及各种风险？在11月1日的清冷早晨，上海证券报记者得以在他繁忙的中国行程中“见缝插针”对他进行了访问。

　　次级债危机：亏损仍有待明朗化

　　《上海证券报》：你认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所引发的危机将如何进一步发展？一些投行如瑞银、贝尔斯登因此亏损，各国央行也纷纷注资，你如何看？

　　劳尔德：信贷市场仍面临巨大挑战，投资者仍存在疑虑，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相关的金融机构的实际亏损规模仍有待明朗化。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系统性地低估了风险

　　高盛是在今年春季开始大规模进行对冲的，当时我们认为金融系统无法应对过度低估风险的状况。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是当前市场动荡的导火线，但非唯一诱因。若央行们没有向市场注入资金的话，金融市场可能会遭受更严重打击。

　　《上海证券报》：你刚提到大多数问题仍未明朗化？

　　劳尔德：未明朗化的东西有很多。首先关于亏损数字，可能有些投行仍有部分亏损未公布出来。第二，市场上可能会产生一种恐慌心理。人们可能会担心这些金融机构或许蒙受更大的、未公布的损失，从而引发恐慌。

　　现在，它对市场的很多影响尚未体现出来。如果美国房屋市场继续疲软，或者发展减缓，它将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一步影响整体经济，尽管目前美国经济尚未整体衰退。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启示是，美国经济放缓将对金融机构、全球经济有多大程度的影响。目前来看，其他国家经济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对于一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如果美国经济放缓、需求降低的话，它们不一定会受到美国经济很大的影响。但是，一旦美国经济放缓，对这些国家肯定会有负面影响。

　　应对危机：我们同样需要承受困难

　　《上海证券报》：尽管三季度，高盛有超越其他投行的业绩表现。但是市场上依然有人担心，这次危机会引发金融危机，这是高盛需要面对的大挑战。你是否已经为高盛准备好了“降落伞”？

　　劳尔德：哦，“降落伞”？市场上永远不存在足够大的“降落伞”。市场环境变差时，我们也会遭遇困境。我们会试图用高盛的文化、具体行动等来努力克服这些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市场环境很好，我们可能会比其他投行表现好。如果市场环境很糟糕，我们也同样要承受困难。

　　迄今为止，在其他投行遭遇到较大困难时，我们可能还表现不错。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家机构能够一直拥有出众表现。因此，我们在经营方面必须保守一些，争取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上海证券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劳尔德：我们有非常详细的、严格的防范风险方案，去仔细研究我们内部哪些部门、业务会蕴含着巨大风险，去尽量降低它。这是具体行动的一个表现。第二，当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大幅加大、或者变得越发困难时，我们必须审慎管理我们的风险结构，使得公司风险降低。但是，风险就是风险，我们不能准确预测它，也不能提前准备好等着风险的到来。因此，我们所能做得，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做到最好。

　　第三，我们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和客户保持密切联系。市场环境越困难，越要和客户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如果市场环境不好，不仅仅我们会遇到问题，我们的客户也会遇到问题。另外，我们也可通过客户了解到更多的市场趋势，使我们更加迅速地回应市场变化。

　　继承前任：持续关注中国市场

　　《上海证券报》：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是什么？

　　劳尔德：主要是参加清华大学经管顾问委员会董事会，也会与一些大企业高层会面。我试图经常到中国来，我感到，如果我有几个月不来中国，我肯定会错过中国的一些重要变化。另外，我们是一家注重客户需求的公司，也需要经常与客户联络，保持业务联系。还有，我们在中国有合资公司高盛高华，我需要定期来这里看望我们的员工。

　　《上海证券报》：你如何看待中国市场？

　　劳尔德：很多年前，我的前任就对中国保持持续关注。我也会继承这一点。过去几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商业思维方面，都有巨大进步。中国的企业家不仅在中国发展，也会在全球范围寻找业务扩张机会。比如，工商银行已经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最近它也投资了非洲标准银行。今年是中国移动海外上市10周年，这个项目当初高盛也参与承销。很希望接下来继续看到中国令人惊喜的进步。

　　《上海证券报》：目前，只有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少数外资投行在国内拥有合资券商。今年5月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后，市场预期中国监管部门将允许更多外资投行在国内设立合资券商。高盛如何看待与其他外资投行在中国市场的竞争？

　　劳尔德：竞争使我们这些投行生存更加艰难，但是对市场、对社会经济有好处。因此，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必须更加用心、努力地去工作，以求取得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成绩。

　　相信工行满意我们做它的股东

　　《上海证券报》：高盛刚协助工行投资南非标准银行，如何评价这笔交易？高盛持有工行股份，以后是否在工行海外扩张中有进一步合作？

　　劳尔德：这笔交易非常重要，首先，工行能够取得非洲重要银行股权。其次，非洲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增长的市场。工行能够在重要地区、与重要的银行完成这笔交易，对它的海外发展有好处。

　　商业性的评价方面，我们在工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时也会进行估值。但最重要的还是市场反映，在工行宣布收购之后，南非标准银行和工行的股价都分别有所上升。这也表明市场认可这笔交易所蕴含的价值。

　　这次来中国，当然，我也和工行董事长姜建清会面，我们两家公司一直保持长期、紧密的联系。我们很荣幸能做工行股东。我相信工行也非常满意我们做它的股东。

　　《上海证券报》：如何看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扩张？

　　劳尔德：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还将持续。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增速很快，这必然导致很多中国企业转向国外。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很多。这种海外扩张对中国、世界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