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投资环境比较优势何在？

　　作为西部内陆城市，成都既不沿边，也不靠海，然而，在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杜大伟在演讲中指出，这次投资环境论坛首次在西部城市举办。我们选择成都，是因为它是中国内陆投资环境的标杆城市。

　　世界银行、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发布的《企业、政府双重视角下的投资环境———成都市投资环境案例研究报告》认为，成都作为中国内陆投资环境的标杆城市，其探索和实践值得深入研究。

　　宏观因素影响城市竞争力

　　世界银行金融与民营部门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樊启淼认为，外部与宏观的因素、地区自然禀赋、投资环境、地方创新四大要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的竞争力。

　　如何理解城市竞争力的内涵？樊启淼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周末，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律师到郊外去爬山，穿的是非常厚重的爬山的皮鞋，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出现了一只非常饥饿的老虎，经济学家就从包里拿出了一双非常轻便的跑鞋，律师非常不解地问，这个时候换鞋有什么用呢？你能跑过那只老虎吗？经济学家说，我根本用不着跑过老虎，我只需要跑过你就行了。

　　中国中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机遇，就是制造业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樊启淼分析，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投资者此时就会考虑，把这些生产基地转向内陆地区，成都将成为产业转移的核心承载地，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地方政府能否尽快地改善投资环境。在改变比较优势过程中，政府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通过政策和战略会影响到产业结构变化。虽然成都距离海港和主要市场的距离不能改变，但丰富的旅游资源正是成都的比较优势。对于成都良好的自然资源来讲，应大量引进软件产业、服务行业，而重工业不是成都的比较优势。

　　政府应重视公平竞争环境

　　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就是改善政府职能，那么，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呢？

　　首先，政府要促进社会公平。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张春霖说，政府应该做几类事情：做老百姓和市场机制不愿意做的事情，做他们做不了的事情，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我国过去30年改革成功的秘诀之一。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政府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在此方面，政府一是要消除绝对贫困；二是保障机会的均等，保障过程的公平；三是实施收入再分配。此外，公平的实现程度，还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能不能提供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

　　其次，政府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应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比如法制政府的健全。此外，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其他一些领域，比如生态环境的保护、垄断行业的监管、质量的监管等，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强化职能的方面。强化这些领域的政府职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障公平竞争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张春霖说，不少地方都有“今年重点扶持十家小巨人企业”、“要重点建成什么基地”等，政府没有意识到，在重点扶持一些企业时，实际是在歧视其他企业。中国岗位的创造最终还是靠普通的民营企业，政府应该非常重视这些弱势的中小企业，给普通老百姓开办的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三，政府不该代替企业做出经营或者投资方面的决策。当前，一些地区还存在政府运用自己对土地的控制、对资源信贷的控制、对其他基础设施的控制来实现自己的投资重点和投资意图。张春霖说，政府干预企业的经营或投资决策，对经济效益的损失是很大的。

　　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

　　缩小城乡差距，一个根本的出路就是用城乡统筹的理念来推进新型城市化，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市场化改革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加快新型城市化，都应当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同时，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推动主体功能区的形成，用市场化的理念进行综合性的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建立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机制。

　　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长孙平说，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并不是要把所有农村变为城市，关键要形成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城乡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农民要向城镇转移，需要在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巨大的公共投入，农民自身也需要付出包括购买住房、缴纳社保和其他需要支付的费用。孙平算了一笔账，根据测算，平均使一个农民拥有城市居民或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成都的实际来看，需要公共财力和个人投入约15万元至20万元的成本，成都现有农民约600万人，需要投入总额达9000亿元至12000亿元左右，显然公共财政无法支撑。因此，应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农村和农民拥有大量的资源，要使它们能进入市场流动，实现其价值显化。

　　如何才能建立起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机制呢？孙平认为，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改变目前农民在城镇长期务工，也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的现状，消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门户”限制；三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福利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就业培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做到凡是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保障，农民也同样享有。

　　成都市立足于既定的资源和区位条件，选择差异化的战略定位，构建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在推动投资环境改善方面成效显著。可以说，改善投资环境，彰显成都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