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问题是什么?从长期看,我们会遭遇怎样的制约,又秉持着哪些有利的支持?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11月22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就此谈了他的个人思考。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公开演讲。
谢伏瞻在讲台上才思敏捷、侃侃而谈,但仍不失低调与谦和。他说,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是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并加大汇率波动的弹性”。
国际收支是根本所在 谢伏瞻指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存在的两难选择,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矛盾所在,国际收支失衡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本原因。
支撑上述论断的逻辑是,由于中国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等因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优势长期存在,而在同时存在币值低估的情况下,导致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并远远大于进口的增长速度,这也刺激了外资的大量涌入,由此出现了中国经济近年来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直接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外汇占款而投放的基础货币迅速扩张,流动性过剩持续走高。货币过剩,导致信贷投放高居不下,固定资产投资在信贷支持下有了更强劲的增长,这就直接表现为中国总需求的快速增长。总需求的长期持续高位增长,最终导致中国的CPI及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的上涨。
他认为,如果CPI与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长期存在,将推升中国经济泡沫的积累,进而使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的调整空间更加受限。
谢伏瞻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是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并加大汇率波动的弹性”。
与此同时,作为配套改革措施,要稳定当前的宏观经济,中国必须实行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既要控制中国经济的总需求,又要使中国经济回复到10%左右的合理增长区间。
从总量控制来说,中国应当综合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使二者更有效地配合,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
从结构性调控来说,中国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中国应该理顺要素价格。比如,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推出相关资源税改措施;规范地价形成机制,落实土地出让金的使用;适度提高劳动力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加大对环境成本的收费管理等。
第二,中国应该调整收入分配大格局,增加对于养老、医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支出等,以此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
第三,短期内,应当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稳定物价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他认为,尽管物价相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通胀水平来说,依然是处于温和通胀的水平,价格的上涨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但应当看到,除了食品之外,原油价格的上涨也带动了工业品价格的上涨;此外,有色金属、铁矿石等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等,都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如果物价不稳定,将积累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结构调整难题 迄今,中国GDP已经5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持续增长,谢伏瞻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段”。
但是他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短期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量问题,二是结构性问题。
总量问题突出表现在“三过”突出,即投资、信贷、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1-10月份中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回弹到26.9%,创下今年新高;1-10月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8.47%,在央行持续加大的公开市场对冲力度、9调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操作后,依然保持着2003年以来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月份我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1856亿美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新增规模,10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4500多亿美元。
从结构性问题来说,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即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而无论哪一方面,结构调整的难度都有增无减。
从三大产业结构来说,中国的发展表现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持续下降,而工业也就是第二产业增长却持续攀升,体现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结构。从2002年到2006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41.7%下降到39.5%,越来越偏离了“十一五”达到43%的增长目标。
从投资与消费结构来说,高投资低消费、对出口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格局不仅没有根本性逆转,反而有所加剧。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62.3%下降到49.9%,而净出口率却从35.3%上升到42.5%。
从收入分配的结构来说,在GDP的构成中,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在快速增长,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却在不断萎缩。从2002年到2006年,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递增,从17.9%已经攀升到21.2%。这说明,社会创造的财富更多地集中到了政府部门。
(责任编辑:张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