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中国央行12月8日宣布,从2007年12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大约此会冻结近3700亿元银行体系内的资金。这也是央行今年第十次调高准备金率,此次调整后,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14.5%,该标准创20余年历史新高。
坦率地说,提高准备金率很多时候是一种“姿态式”的举措。这不是说,不应该提高准备金率,相反,准备金率提高是应当的。但是,提高准备金率并不具有很浓厚的“紧缩”色彩,它大多时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资金调剂。例如,央行今年已经10次调整准备金率,估计冻结资金达到1.9万亿,再加上央票余额(央票发行减去央票到期的差值)增加了5500亿、特别国债1700亿,恰好同10个月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导致的商业银行外汇占款28000亿相持平,这意味着上调准备金率一直“无奈”地与外汇顺差相搏斗。毫无疑问,中国在11月和12月外贸肯定还是呈现出顺差趋势,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处于西方的“圣诞消费期”。西方各国对华的出口还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另外,12月份有大量的央票到期,以及年末的国库支付行为增多,相当数量的财政存款会转化为基础货币。显然,这种“无奈”的搏斗还将继续。
但如果央行频繁地大强度地动用存款准备金率,比如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8%(像韩国在其经济过热时期曾经将准备金率提高到22%),那么这一“累加效应”也委实可观。上调准备金率相当于“压制”银行资金的收益,让其灵活的信贷资金被“固化”成“吃微薄准备金利率”的“上存”资金,那么,通过银行体系的净利润率将受到很大影响,迫使商业银行采取“惜贷”策略。
不过,这一行为模式不具备“可置信”性,因为根据政府一贯的“父爱主义”原则,一旦银行体系流动性不足或者银行拆借利率高企,那么,央行会反向操作,大力下调准备金率来满足银行体系未来的流动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具备对整个社会传递真实的宏观信号的作用。事实上,12月10日的股市也充分表达了对其的淡然,这一天上证指数大涨70.16点。这也击碎了很多疑神疑鬼的意见??他们认为上调准备金率会打击股指。
真正控制银行信贷和经济过热的举措是加息,但加息的步伐一直被各种势力所“挟持”。据目前公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其同比上涨4.6%,这是一次强劲的回升。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3%,增速高于10月份的4.5%,这无疑给11月份的CPI增加了继续上攻的联想,可以推测11月份的CPI可能高于6.5%的水平。
中国的通胀势头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必须采取欧洲央行式的“铁腕手段”来予以控制,中国必须采取严厉的大幅度加息手段来警醒世人,而不要再采取那种“祈望通胀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回落”的自我安慰。通胀是一个“恶魔”,它产生的是一些虚假的消费、社会价值的不安定,资产的社会恶性再分配以及贫苦人群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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