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和“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农民专业合作与农业产业化经营，讲的是农村、农业本身的改革；城乡一体化，讲的是城乡关系的改革，在实践上是农村在城市和工业的拉动下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郎毅怀
专业化合作和产业化经营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价值
１、脱离专业化、产业化轨道，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不是靠政府扶持，而是靠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要靠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在农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而且有了新的突破。但即使这样，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目前我国大约每１００个社会劳动力中约有一半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这就是说，我国要投入大约半数的劳动力从事农产品生产，才能保证国民都有饭（食物）吃和部分工业原料的供给，形成市场上的大体平衡和经济协调。而美国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是４％，本世纪初是１％?１．５％。这样大的差距主要原因不在技术方面（我国的农业科技与美国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而在生产方式方面，在于我们的农业专业化、产业化水平太低。我国农业人口多、耕地少，无法实行美国那种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又较少地采取专业化、产业化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农业资源的利用极为分散和粗放，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如果我国农业能够大范围地实行专业化、产业化生产和经营，就可以大大地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劳动就业的充足化水平和资源利用的集约化水平。
２、脱离专业化、产业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从技术方面来说，现代农业的基本标志是广泛使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代表的是封建地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代表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评判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农业是不是现代农业，就看那里是否采用了现代农业技术。但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全面的。任何一个现代产业，都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方式的统一。只有技术的现代化，而没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产业是现代产业。在这里，生产方式的规定和实践意义至为重要。我们绝不能把高技术的小农业称为现代农业。更何况，不采用专业化、产业化的生产方式，农业技术很难持续创新，外部的技术注入也难以广泛普及。所以，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大力发展专业化、产业化的生产方式，并以此带动农业技术不断创新。
３、脱离专业化、产业化，广大农村就不可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农村工业化不是乡乡村村都办工业，而是要求农村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进入到以大工业和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来，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和“一个车间”。这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脱离工业、脱离城市、脱离社会化大生产，农村就永远是传统、落后的农村。但农业和农村要建立起与工业和城市的有机联系，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就必须采取专业化、产业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要求作为原料的农产品具有专用化、标准化、规模化和产地相对集中化的特征；城市商业要求作为市民食物的农产品具有清洁化、安全化、营养丰富、规模化和产地相对集中的特征。这些产品，只有通过比较专业化的生产方式才能生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与工业和城市建立起市场化的联系。所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天然地排斥和拒绝封闭、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天然地要求农业和农村生产方式向专业化和产业化转变。如果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是最终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就必须引导农民和农业向专业化、产业化转轨。
４、脱离专业化、产业化，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农村的根本性改造就无法完成。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地都把提高农民素质当作重要任务来抓。这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农村的任何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农民的主体作用。但是，要完成农民思想观念的真正变革，让农民完成向现代公民的历史性跨越，光靠教育还不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社会成员作为自觉和自为的人，其之所以作为这样人的社会规定性只有在相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才能获得。具体地说，农民成为现代公民，只有在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联系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洗礼中，即在专业化、产业化的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才能完成。
总之，专业合作和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路径和通道。加快新农村建设，必须大力发展农民的专业化合作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按照专业化和产业化的路径推动农村经济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基本上是在市场的引导下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因而具有范围小、层次低、扩展慢的特点。许多地方把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化经营看作是很远的将来的事情，对既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大体采取维护的态度，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农业产出的稳定和最大化，以致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被年复一年地保存和复制下来。这使我国农业和农村改革大大地滞后于城市改革，滞后于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和拉动。因此，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我们的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路上，都应当有一个重大转变，即从过去忽视生产方式创新，单纯依靠政策和科技推动发展，转变为重视生产方式创新，引导农民走专业化分工合作和产业化经营之路。
为此，我们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自愿建立专业合作社，让亿万农民主动参加到新型合作发展中来。针对人民公社的“大帮轰”体制，我国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在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组织形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从“合”到“分”的转变。经过近３０年的运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的生产力能量得到了充分释放。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并适应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趋势和现实进程，必须来一个从“分”到“合”的再转变。但这种转变不同于“合作化运动”，而且绝不能再重复“合作化运动”。这种新的转变是：（１）农村社会生产力在个体经营的格局下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难以为继，需要通过生产方式创新以促进农村生产力在新的层次上再发展的客观要求；（２）农民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量而自愿采取的改革行为；（３）在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的一次再配置，而不是政府的组织和包办。因此，应通过典型示范，告诉农民专业合作和产业经营的好处，引导他们走出自家小院，与亲属、邻居以及外来师傅、工匠、经纪人合伙进行专业化生产或经营。地方政府要把吸引城市资本、集聚乡村资本兴办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工业发展的重点，形成对农村专业化合作、产业化经营的巨大拉动力。这项工作应从城郊、镇郊和公路沿线地区起步，逐步向偏远地区扩展。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财政等部门的支农行为都要跟着转变。
１、调整财政扶持重点。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支持，已经加大，并将继续加大。问题是目前这种支持办法，明显缺乏促进农村发展机制转变的深度效应。年年支持，农民当然年年高兴。但不解决发展机制问题，农民的真正致富和农村的真正现代化，永远不会完成。所以，财政支农应努力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与促进农村、农业发展机制转变统一起来。这个统一点，就是支持农民专业化合作和产业化经营。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外，财政对农村花钱，要重点花在支持农民专业化合作和产业化经营上。这样，既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又促进农村发展机制转变，一举两得。
２、创新耕地管理。我国目前的耕地管理很不适应农民专业化合作和农业产业化经营。虽然不少地方已经有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但农业耕作的规模化种植、专业化合作、产业化经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这里的原因，主要是：（１）耕地管理制度没有赋予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以应有的流动性；（２）农民除了土地经营权外没有别的生存安全保障。所以，那些已经进城多年的农民没有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转换成社会生存保障权，因而也就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由乡镇政府开办土地银行，承担起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功能。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的耕地存在土地银行里，并获得相应的固定收益。这相当于农民把自己的家庭土地经营权利转换为进城后的社会生存保障。与此同时，土地银行把存进来的土地再成片出租出去。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二、三产业的稳定、有序转移，又有利于土地的专业化、规模化经营。
３、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我国农村的金融服务是非常薄弱的。其中，大约有１０％的乡镇未设任何银行营业网点。这种情况在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还可以维持。如果亿万农民都来参与专业化合作、产业化经营，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朝着社会化大生产方向转变，这样落后的金融服务，无论如何不适应的。我认为，一是可以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扩大农业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服务范围和服务能力；二是建立更加灵活的农村金融服务机制和网络，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到位的信贷服务，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建立乡村银行；三是国家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如建立农村社区发展基金，让农民足不出村就可以得到贷款。
４、重编乡村规划。受农村发展水平的限制，过去所编制的乡村发展规划，一般来说起点都比较低，基本迁就原有的村屯格局和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面对农民专业化合作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趋势，应坚决改变规划的理念和方法，可以比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本思想，作大范围的区域功能化设计，形成合理的区域功能分工，引导农业向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特色化方向发展。
５、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在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格局下，农村的社会管理，主要是帮助农民应对和消化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平稳运行。但在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随着农民专业化合作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农村中的社会问题主要来自社会生产中的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调节这些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正在成为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重点。这里边既有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但更多的是农民与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和投资者、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乡村政府既要保护投资者和龙头企业的积极性，更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使农民收益与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同步前进，确保农民成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作者系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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