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天价罚单成为富人超生的门票

　　2007年1月31日，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去年以来，湖北省共有1678名干部、富人、名人超生被查处，其中，3名人大代表被罢免，4名政协委员被撤销资格。孝昌县龙腾水泥公司董事长历少清因超生被罚76.55万元，这是湖北省目前最大的一笔超生“罚单”。

　　正如有专家所言，名人富人想生就生，长此以往，人为使得财富数量、声望值与人口出生量成正比。而这种人口出生“两极分化”现象，也必将造成一些不和谐因素。因此，严惩名人富人超生，势在必行。然而，怎样严惩呢？对此，我们注意到，很多地方都选择了“经济重罚”作为严惩名人富人超生的办法。譬如湖北这一笔最大的超生罚单，还有，前不久安徽就对一名超生私营企业老板征收了60万元社会抚养费。

　　76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一笔“巨款”，近乎一个天文数字。可问题是，对于一些有钱阶层尤其是具有超生欲望的富人而言，76万元乃至更多就实在又算不上什么了。试想：可以花数万元吃一顿饭、能一掷百万买一辆车，交76万元超生罚款又有何难哉？

　　长期以来，对于没有行政公职的人员，超生处罚主要是由有关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出现的。“不符合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在事实上，缴纳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为现实中富人明目张胆超生的“挡箭牌”，只要有钱，只要不怕罚，就可以公然超生。所以，继续单纯以提高社会抚养费数额作为严惩富有阶层超生的惩治手段，其作用不仅不容乐观，还有极其深远的负面效应??不就是几十万嘛，小菜一碟！我们应当警惕，如此天价超生罚单由于作用有限而异化为富人公然超生的“门票”。

　　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目前仍然要以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为主，在法律上研究加强处罚，在社会舆论上进行谴责。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的确是一种可行的“严惩”之道，但在具体操作中究竟该如何“法治”、如何“德治”，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要想严惩名人富人超生并取得实效，“法治”思路必须拓展，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用更多的法律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与此同时，还要以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应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等等。

　　通过相关措施使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至于缺乏制度支撑的天价罚单，不“亮”也罢。（陈孜睿）

　　亿万富豪人数世界第二，捐赠第几 (新华网）

　　2007“中国500富豪榜中榜”前日在香港发布，500名上榜富豪身家总数高达43426亿元。广东富豪上榜87人，数量最多。据统计，中国已经成为亿万富豪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美国。(12月31日 《羊城晚报》)

　　时代果然不同了，一个“中国500富豪榜中榜”，令人感叹万千。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

　　显示，资产达到百万美元的中国家庭数量在过去5年里翻了一番，达到31万户，中国成为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用了不长时间，把许多穷人改造成了富人，而且是亿万富豪，这是我们社会的成功。然而没把许多富人同时改造成慈善家，不正是我们社会的尴尬吗？

　　数据的对比发人深省。十年来，美国富豪的慈善捐赠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一人就捐赠466亿美元。而盖茨的好朋友，世界第二大富豪、“股神”巴菲特也宣布把85%以上的个人财富约370亿美元捐给5家慈善基金会。相比之下，中国1000万家注册登记的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中，来自国内富豪们的不到15%，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这巨大的差距，显然并不完全是经济实力的对比。

　　在美国，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个富豪都有慈善之心。然而在中国，我们碰到的现实问题是，有太多的富豪缺乏慈善之心。对于盖茨与巴菲特热心慈善事业的义举，有美国人曾这样评价：“他们让那些醉心于购买飞机、游艇、豪宅供个人享乐的暴发户们汗颜。”借用美国人对盖茨与巴菲特的评价，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盖茨与巴菲特也同样让那些花天酒地却吝于行善的中国富人们汗颜。

　　今天有个常被提及的说法，认为中国的富人之所以吝于行善，是因内缺乏对捐助实行减免税优惠的政策法规。构建激励捐赠的制度，当然必要。但如果以为有了这个制度，就能让富人慷慨解囊，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社会责任感的有无多寡，才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责任感的有无和多寡，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还预计，未来5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将会再增长一倍，达到60.9万户。我们是否也可以预计，未来5年中，中国富人的慈善捐赠会有多少？（奚旭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