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左）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会间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史丽 摄
六位声名显赫的专家，四位对今年股市总体发展趋势持较暖观点；一位虽然多少泼了冷水，但冷水泼得也有道理；还有一位距离实战较近，只谈策略未谈点位。
这是发生在“第12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一幕。
⊙本报记者 周翀
四专家“吹暖风”：
对今年市场有信心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歧、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和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施光耀均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今年资本市场的信心。
曹凤歧认为，今年中国股市应当是“慢牛”行情。受宏观调控因素影响，短期风险增大，将出现震荡行情。奥运不是行情分水岭，“在奥运之前把股票都出掉，肯定吃大亏”。股市进入价值投资时代，“不要看行情，要看股票，要看企业的基本面”。
贺强将今年称为“大发之年”。但他认为牛市将延续的同时，也提醒变数很多，震荡可能较大。与曹凤歧的分歧在于，他认为奥运会可能成为分水岭。
刘纪鹏虽然认为行情高点低点不可能预测，但引用了当前广为流行的PEG指标。他认为，过去一年上市公司业绩增长50%以上是有把握的；今年实现30%增长的“慢牛”行情“比较理想”。
施光耀则认为，除市值肯定壮大之外，市场不缺题材、不缺故事。“谁说牛市过了，或者面临拐点，那谁肯定是错误的”。
《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方泉实战经验较为丰富，他没有预测行情，只提供了策略：市场整体性机会已不存在，结构性机会意味着“恰恰要买投机性股票，要买具有结构性机会的股票”。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陈东提供了一组统计数据：1970年以后，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在实现上涨50%的一年行情后，第二年涨跌各半；实现连续两年涨幅超过50%以后，第三年仍维持上涨的，只有1986年－1988年的日本，1987年－1989年的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市场。
华生泼冷水：
股市处在高估值区域
泼冷水的专家是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他认为当前股市处在高估值区域，投资价值相对大大减少，给出的数据是：本土上市公司市值为GDP两倍，股票平均市净率6倍多，能够维持高位的无非是政策性因素，股市开放程度不高，实际流通比例较小。
更“冷”的是，华生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考虑分步征收资本利得税。但他的阐述是，当前由于印花税率很高，所以对于二级市场股票投资获利征税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征收资本利得税的第一步，应对上市公司创始股东乃至小非、大非征收。“根据我国税务相关规定，股权投入转让时要交税……前一阵子苏宁电器一个股东兑现超过6亿元，不用交一分钱的税，我认为不公平。”
观点争锋
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参与全球博弈
⊙本报记者 周翀
携年度融资额、市值增长率等多项全球第一之勇，中国资本市场仿佛又走到十字路口。在日前举行的“第12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与会专家将资本市场下一步发展路径放在全球化视野下加以审视，认为要打造我国强大的资本市场，就要进行理性、审慎的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各市场和经济体的博弈。
强大的资本市场离不开产业支撑。在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看来，只有产业强大，才能实现金融强大，产业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强大的资本市场一定要有规模和深度。作为最重要的风险对冲的市场，风险对冲功能必须强大，产品创新必须层出不穷。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资本市场要深化，衍生工具必须得到较大发展；随着资产管理概念的广为接受，混业经营成为趋势。为此，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当务之急，是以公司债为代表的固定收益产品市场应加快建设，以充分发挥其信号功能，同时，要推进混业经营，壮大券商、基金的创新能力，进一步推进监管合作、市场合作和机构合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宋逢明认为，强大的资本市场必须能够通过其定价体系对上市公司进行估值，在强调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信息交换的效率较高。与此目标相比，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风险防范功能不够强，理性定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透明度也有待提高。
在我国资本市场及相关领域开放的议题上，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义相指出，其主要风险在于外资进入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力度，以及现行法规和监管能否跟上外资逐利需求带来的行为和操作模式的挑战。他认为，对外开放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一定是对内开放。所以，目前“很多政策门槛太高，政府管制太严”的局面一定要改善。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则认为，资本市场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必然要迈出放松外汇管制这一步，以切实提高市场效率，成为真正全球化的市场和全球金融中心。“一定要取消外汇管制，现在有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垫底，正是最好的时机。”李振宁同时建议放行港股直通车。
资本市场政策重心：扩大供给还是抑制需求
⊙本报记者 周翀
供给是杯，需求是水，股指是水位。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12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各界专家就今年创造供给、优化供给管理资本市场政策达成了共识，而对是否应抑制需求，仍存有不同意见。
“中国资本市场管理如果要长治久安，应该从抑制需求型向制造供给型（管理）过渡，最终达到创造供给的目的。”光大证券公司研究所所长李康认为，面对高涨的股指，过去往往从抑制需求的角度入手“压制市场”，但效果流于短期，而供给管理则会为市场健康发展提供长效，同时，优化供给管理，能够形成通过供给创造需求的自我完善机制。
在李康看来，创造需求的路径，包括优质企业的回归，国有股上市比例提高，大力发展公司债等产品。同时，他认为，股指期货等产品的推出，则可以通过供给创造需求。
在大前提一致的基础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给李康补充了一点，即在发行供给和产品供给之外，还要加强金融服务机构的供给，落实点在于进一步对外开放，依靠外部力量增加和改善金融服务。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提出，需求与供给不能对接，是进行供给管理需要重视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因此，“从需求来看供给”，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更多更好的公司上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市场必须形成有效的资本定价机制，成为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还要建立有效的市场补偿机制。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陈东则建议，一定要淡化政策调控，增加市场自身对供给的调节。
相对于加强供给管理的一致观点，专家们对于需求端管理则存在一些不同意见。“正方”代表李稻葵认为，在如A股市场这样的转型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不够成熟，个人投资者则更是表现出两段式的行为模式：赚钱时不愿政府约束，赔钱时归罪于政府不约束。所以，需求管理恐怕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仍然需要，但“至于什么形式，可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财政系主任朱青表示，如以税收为需求管理的手段，则政策层面的选择“非常艰难”。他说，有人大代表提出是否可考虑对资本收入通过税收进行调节，以促进公平分配；但显然，市场各方都不希望因为税收调整造成市场波折、低迷乃至衰落。
李稻葵也认为，打破税收怪圈仍是关键问题。他建议，可以研究在证券市场和政府政策或实体经济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其作用是“让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波动不要过于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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