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口库区二次移民：在机遇的门槛上

　　本报记者　李明三　湖北报道

　　对于丹江口库区来说，不管是投资型移民，还是“地票式”移民，都在传统移民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他们能否抓住机会，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中线难，难在移民；移民难，难在农民；农民难，难在外迁。”

　　进入2008年，丹江口库区启动移民试点，湖北省十堰市移民局的李全儒开始念叨他的“移民经”。

　　李全儒是十堰市移民局库区三科的科长，负责丹江口大坝从162米加高到176.6米以后库区新移民的安置工作。

　　丹江口大坝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枢纽工程，1958年初期工程动工新建，1973年投入运行，库区分五批移民28.7万人。这次，为了中线调水，大坝加高14米，十堰将规划搬迁17.4万人，其中农民15.1万人，需外迁9.25万人。

　　库区中线移民要求5年完成，每年动迁2万多人。李全儒说，“外迁强度远远大于湖北省三峡移民。”

　　今年，十堰市要试点外迁移民1万人。为了保证移民在安置地赶上秋播，移民安置工作要在秋季前全部完成。

　　丹江口库区二次移民

　　这是丹江口库区的第二次移民。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移民，因为国家经济困难，补偿标准低，至今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李全儒说，这也给二次移民增加了工作难度。

　　王天有是第一次移民中的幸运者。1971年移民时，他没有外迁，就地后靠，搬到158米水位线上。那一年，他25岁。

　　现在，年过花甲的王天有担任郧县柳陂镇垭子村的支部书记。该村是镇政府所在地，西距郧县县城仅5公里，东到十堰市也只有25公里。“一肩挑两城，村民以种菜、经商为主，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王天有介绍说。

　　垭子村1980人中，有700多人将面对二次移民。村子大路边的土墙上，碗口粗的大红点随处可见，醒目地标志着大坝加高以后的水位线。

　　在水位线下，有垭子村的1400亩菜地，有镇政府的办公室，还有大量民宅，其中几间土坯房年久失修，墙体开裂，尽管无人居住，但仍用木头支撑，以防坍塌。

　　“这些房屋都已经进行实物普查，登记过了。”王天有说，户主不能住，也不能翻修，只能等国家补偿。

　　实物普查是在2003年4月30日完成的，长江委和地方有关部门为此组成了一个580人的联合调查组，历时80天，对库区淹没实物指标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十堰市在172米人口迁移线和171米土地征用线内，各类房屋362.8万平方米，耕地12.46万亩，涉及人口11.62万人。

　　当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严格控制丹江口库区淹没线以下区域人口增长和基本建设的通知》(国办发200312号)，要求“在丹江口工程区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擅自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凡违反规定的建设，拆迁时一律不予补偿。

　　这份文件在库区被称为“停建令”。“停建令下发以后，库区经济也就停留在了5年前的发展水平。”柳陂镇移民站站长康随军说，172米水位线以下基础设施全部停建。

　　湖北神鹰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在郧县的生产区和生活区刚好被水位线分开，生产区在水位线以下，还有几十亩空地。公司董事长熊军说，“2003年停建令以后，土地出让就不能办了，既不能开发，也不能转让。”

　　也就是这一年，熊军把公司从郧县搬到了十堰。“我不想让水赶着跑。”但他已因买土地、建厂房，背上了6000万银行贷款，每年光利息支出就上百万。

　　熊军指望拆迁安置和移民补偿款帮他还贷，但是5个年头过去了，补偿标准和落实时间都尚未明确。“实物调查时资产评估约2亿元，现在移民局说只能补偿4000万。”熊军说，他不知道这4000万是补给企业，还是补给职工。

　　神鹰公司的前身是交通部给二汽配套的直属企业，始建于1969年，以汽车改装为主业，后来改制成民营企业，有职工1000多人(含退休)，他们也都盯着补偿款。

　　调水收益能否补偿移民？

　　“停建令限制了库区企业的发展，很多企业找我们诉苦，主动搬迁以后资金周转不过来，影响了产业升级和新产品开发。”李全儒对此深有体会。但是，因为中线工程总体可行性研究报告至今未批，资金渠道不通畅，移民工作迟迟不能启动，目前才开始试点。

　　相比熊军的公司所面临的困难，王天有面对移民外迁就轻松多了??“我们不给国家找麻烦”，只要安置地“地方好，能致富”就行。

　　“这是移民的普遍心态。”康随军说，他们的最低要求就是搬迁地好于或至少等于现居地。

　　库区的移民方针是“有土安置，以农为主”，十堰市移民局对武汉、仙桃、潜江、荆门、襄樊等地的移民点做了实地考察，规划了392个集中安置点，确定外迁移民人均土地安置标准1.5亩。

　　“和移民的要求相比，安置点还存在一些问题。”李全儒说，被淹库区是十堰农村经济的亮点，大部分邻近县城、集镇，种经济作物，收益好，而有些安置区在滞洪区内，种植结构以粮、棉、油为主，而且是两季稻，劳动强度大，移民不一定都能适应。

　　随着移民试点工作的展开，李全儒身上的压力与日俱增。

　　不过，在他们的努力下，库区移民征地补偿标准已经由最初的10倍提高到16倍(按前三年平均产值)，十堰市移民局还在争取将移民外迁补助提高到8000－10000元。李全儒说，“目前补助款只规划了1000元，不足以调动外迁积极性。”

　　当然，李全儒最希望建立一种利益分配补偿机制，从调水收益中拿出一部分给水源区，让移民所得与工程效益挂钩。

　　“丹江口大坝初期工程效益过百亿，而库区移民却成了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李全儒期望二次移民能有所突破。

　　投资型移民探索

　　“丹江口库区移民需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行政命令式移民，转向积极的开发式移民、投资型移民。”十堰市科技局局长严炳洲对投资型移民的解释是，库区移民以其居住权和土地使用权等作为资本入股，在工程运营中享有一定的股权。

　　三年前，严主持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区际协调》的研究课题，建议探索工程横向利益分配机制。他在提交国家发改委的报告中写道，在市场化运作条件下，水源地移民资产收益持久而稳定的保障，应以水源公司为载体。

　　水源公司是国务院为中线调水而设立的，负责水源地工程的建设、管理和运营。严炳洲主张在工程管理体制上，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与水源地的湖北、河南三方共组水源公司：湖北、河南以投入的水资源、土地和生态建设折算股份；长委以汉江集团的工程投资折算股份。以此实现水源公司的“政府宏观调控，股份制运作，企业化管理，水源地参与，可持续发展”。

　　严炳洲的主张来自前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一次表态。汪曾著文指出，“从长远看，还是以让移民拥有一定股权的方式更为合理。”

　　“投资型移民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尝试，它比较稳定而且能真正体现工程投入，应该做。”严炳洲说，中线调水一定要突破这个事。

　　但十堰即将开始的移民试点工作，“有土安置，以农为主”的移民方针，并没有触动并改变库区移民的农民身份。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李津逵对三峡库区移民做过跟踪调查，他说，关起城市的大门搞移民，不但没有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还增加了流入地的生态压力。

　　李津逵主张将减少库区耕地与增加城市建设用地进行增减挂钩，让库区移民带着“地票”进城。“地票”带来的用地指标也可以货币化，变成移民进城后的福利保障。

　　“在当前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宏观形势下，城市有主动接收生态移民的积极性。”李津逵说，这样一来，移民就能怀揣着一份用地指标选择自己的去向。

　　李津逵目前正在与进行土地综改试验的重庆接洽，希望“地票”移民在重庆能先行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

　　对于丹江口库区来说，不管是投资型移民，还是“地票式”移民，都在传统移民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他们能否抓住机会，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