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一刀切"户籍改革造成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分割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表示，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大中小城市肯定会有区别。白景富说，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肯定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3月6日《京华时报》）

　　为支持“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的政策，白景富反问道：“北京现在人口近2000万，若再放2000万人成吗？又如石家庄、郑州等已上千万人口，放开成吗？”白景富提出这样的反问，显然是建立在大中城市放松户籍将会有成千上万人口涌入以至于这些城市将难以承受的判断基础上的。产生这样的担忧实际是因为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而未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大城市放松户籍管理，人口确可能会比原先有所增加，但是担忧这些城市的人口会因此而翻番却是杞人之忧，因为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生活成本非常高，在当地缺乏生存根基的外来人口要能在这些城市扎根并非易事，放松户籍管制后，不少人即便来到这些城市依然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后选择离去，所以即便放松户籍管制，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依然能够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

　　至于部分人口来到大城市后能够长期生存下去，那就表明他们并非是这些城市的负担，而是这些城市发展与进步的推进者，既然如此，大城市又有何必要因为拒绝给予户籍而事实上“驱逐”其离去呢？现在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有一大批“外来人员”不但在当地购置了房产，而且纳税颇丰，为当地户籍人口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大城市因为强化户籍管制而对他们关上户籍大门，这难道是公平与具有长远眼光的做法吗？

　　无论是从白景富此次“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的表态，还是就大多数城市的一贯做法来看，中国城市户籍管理更多秉承的是一种行政管制思路，而对市场化对于人口数量与分布的调节作用视而不见。其实，绝大多数的人迁徙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所以他们会更多地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所生活的地方，而绝对不会即便难以在某些大城市生存也非理性地涌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化调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自发配置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及农村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效用，所以在户籍管理上应当更多地使用市场化调节手段，而减少行政管制手段的使用。

　　更为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行政管制手段的使用必定要以损害公民自由迁徙权为代价，不但难以实现市场化调节情形下人口数量与结构更为合理的配置，而且会引发社会道德乃至政治上的风险。反之，更多地使用市场化调节手段，不但人口数量与结构能够更好地与各地发展所需相契合，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的自由迁徙权能够因而而得到更大的尊重。既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配置人口数量与分布的效用，又能让公民自由迁徙权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又何必要舍弃市场化调节手段而不用，非抱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办法而不放呢？！

　　“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言下之意就是小城镇户籍管理放松，而大城市户籍管制依然从紧，公民到小城镇定居会容易些，而到大城市定居依然会很难。这样的“非一刀切”的户籍改革办法，显然会造成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分割，而如果承认自由迁徙是公民理应享有的一种宪法性权利或说自然权利，则就没有理由对公民自由迁徙权进行这种人为的分割。相比之下，使用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市场化调节手段，则可以在保持各层次城镇与农村人口得到合理配置前提下，维护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完整性。所以，户籍制度管理的当务之急或说根本思路，应当是尽快实现以行政管制为主向着以市场化调节为主导的路径上来，这样才能避免户籍制度改革少走弯路，避免公民自由迁徙权利被打折。（魏文彪）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