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年轮30年

　　标语：封面故事

　　万向年轮30年

　　被称为中国企业常青树的鲁冠球见证了三十年里所有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30年风雨之后，鲁冠球获得了博得下一个30年的深厚实力

　　□记者 商思林

　　2月20日，杭州萧山区宁围镇的天有点阴，万向集团6层白色办公楼所在的万向路紧临一条小河，另一边就是万向集团一眼望不到头的厂房围墙。

白墙顶着深蔚蓝色的飞檐，整条路上车辆行人稀少，非常安静。

　　30年来，万向集团的绝对领袖鲁冠球很少踏出萧山，但稳坐家中的他指挥着万向稳扎稳打，凭借汽车“万向节”的简单加法，在无数倒下的民营企业中持续壮大。进入新世纪后，万向也进入了金融、农业、资源、投资等领域，一个更为庞大的企业帝国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78年，莫晓平进入杭州万向节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此时的万向已经创业10年。30年后，已经是万向集团副总经理的莫晓平感慨说：“这30年，万向几乎每一个细小的节点和重要的转折都与改革开放的节奏息息相关。”

　　1969年，鲁冠球和4个农民凑了4000元钱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鲁冠球办厂，却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走街串巷收废旧钢材。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比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农机厂竟已有3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更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等多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将“宁围万向节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壮阔的改革开放就此拉开。

　　但这场改革很快就让鲁冠球意识到了它的一波三折。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这项运动中对鲁冠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社队企业……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

　　鲁冠球回忆说，当时钢材、煤提价，成本持续上涨，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

　　在严打夹缝中艰难生存下来的鲁冠球，在1983年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完成浙江省第一个“承包”之后的第二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明确了“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

　　1988年，深受政企不分之苦的鲁冠球向当地政府提出要“花钱买不管”，把政府作为一个投资者来明确政企权利。

　　“买一张桌子都要向政府汇报，样样要审批，这样怎么能做企业？”鲁冠球回忆，这件事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很大争议，从镇到区再到杭州市，一直到了省长办公会议上，这个事情才有了结论：鲁冠球将企业净资产的一半1500万元划给宁围镇政府。后来，当地政府的一家客车厂濒临倒闭，宁围镇政府以股权换得万向的援手，最终政府的股份变为1/3。

　　就在“政企”分开的第二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设立。已经试验股份制的鲁冠球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们辗转找到了当时证券市场的负责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的陈元当时在央行负责企业上市工作。热情的鲁冠球让他犯了难，股市设立之初的目的是为国有企业打通一个融资的通道，民营企业怎么能上市呢？

　　“我们是集体所有企业，不是民营企业。”创业时的红帽子给了鲁冠球回旋余地，几经努力之后，万向被列为当时唯一一家来自乡镇的上市试点企业。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推迟了鲁冠球的资本之路。鲁冠球派人提前去银行把给工人发工资的钱取了出来。“就怕钱发不出来，影响工人生产。不管以后怎么样，人还是要吃饭，要搞经济，我的生产就不能停。”鲁冠球说。

　　好在改革的方向并没有就此扭转。此时的万向走过了它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在产权这一条主线之外，万向也在业务上从创业第一个10年中无所不包的“打铁铺”转向“生产专业化、管理现代化”。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将改革再次推向高潮。翌年，鲁冠球终于圆了上市梦，万向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同一年，万向将总厂制改为集团制，经营权力下放，使得企业上下“人人头上一方天，个个争当一把手”。当年，《现代企业制度》发布，鲁冠球对照看了看，发现自己的集团制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制度。

　　跨向资本市场的同时，鲁冠球也开始将眼光瞄向海外。1994年，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万向在美国设立公司。鲁冠球创办万向美国公司时订了三大目标: 第一，在美国树立万向形象，把产品打入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主流市场；第二，搜集信息，及时反馈给集团，以拓展新的领域；第三，优化组合国际资源，尤其是要让国际资本为我所用。现在来看，鲁冠球当年的三大目标都得以实现。

　　同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意见》。也是在这一年，鲁冠球23岁的儿子鲁伟鼎正式出任万向集团总裁，负责万向集团的日常经营。

　　1990年至1999年是万向的第三个发展阶段，鲁冠球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万向步入“企业集团化、经营国际化”。万向也从原先国内同行业排名50多位发展成为业内一枝独秀，占据国内市场一半以上份额，并在美国等8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公司，成为通用、福特等国际一流整车厂的配套合作企业。

　　1999年后，万向集团实施“资本式经营、国际化运作”战略，不仅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而且稳步进入金融、农业等领域。2000年和2001年两年间，万向一口气吃下了三家上市公司，其中2001年以较低价格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2002年，万向集团旗下的万向控股、万向钱潮和万向集团分别按40%、30%、30%的比例出资共同组建了浙江省第一家财务公司??“万向财务”。同年，万向控股以1.2亿元投资民生人寿保险，持有14.47%的股权，与泛海集团并列为第一大股东。此后两年，万向又分别成为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和浙商银行并列第一大股东。

　　在这一年，万向研制的万向空间太阳能硅片被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采用。全球最大的一级供应商“百年老店”洛克福特公司和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轴承生产企业之一GBC公司，也成为了鲁冠球的囊中之物。

　　在2005年国家开始对土地、银行以及重点产业进行宏观调控之下，鲁冠球着手积极进军矿产资源和远洋渔业。2007年，万向成功拿到成品油进口和国内批发零售资格；同时东进朝鲜开发惠山青年铜矿，收购美国AI公司，万向整合国际资源的跨国公司形成雏形。

　　多元化对中国企业来讲并不陌生，但万向展现出来的如此壮阔而又稳健的局面，却着实令人惊讶。

　　“人有多大本领就配置多大的资源，万向近40多年发展有了实力、有了信誉，我要做更大的产业，更有效益的产业。”鲁冠球语气豪迈地对《商务周刊》指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30年，是一个资源加速向优势企业集中、更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率的30年。他相信，万向有足够的实力在这场博弈中继续前进。

　　鲁冠球：改革，不要抱怨

　　□记者 商思林

　　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什么要纪念？纪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现在有些领域是出现了资源和财富向国有企业集中的趋势，但没办法，不要抱怨，我们自己干。如果我有本事他就会给我，不给我说明还是我实力不够

　　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大的经济基础上去，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什么改革都是要成本的啊。胡锦涛主席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要有条件的，低工资你要加上去，保障你要加上去，都要有钱，有实力

　　凡事有时间的限制，当一个时间段过了，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我们原来吃树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现在忆苦思甜再去吃这个怎么可以？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现在面对全球的竞争，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问题

　　身着深色中山装的鲁冠球著名的大脑门上已是满头华发，但精神非常好，一口萧山普通话讲得抑扬顿挫，中气十足。讲到兴奋之处，他一手拍着记者的肩膀，俯身凑近，一只手摇晃着大拇哥大声地说：“要有实力！”

　　经过近50年创业风雨之路，历经各种坎坷和政策反复，鲁冠球给所有创业者共勉的一句话是：“不要抱怨。”他的口头禅就是那两个字??“实力”。在他看来，改革30年尽管充满了波折，但总的方向是既定的，只要企业在市场中博得实力，就会有机会。

　　对于记者反复提醒改革30年里的几次波折，鲁冠球并不在意。这位已经64岁的中国企业家常青树拔高声调说：“反复，近50年里我没有。我只有往前，不往后退。”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30年，但您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还早20年就开始创业，回顾这些年的历史，您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鲁冠球：改革开放30年的确需要好好总结一下，有媒体评选我们是改革开放100企业和100人，的确，我们一直是在实践，在见证，我们也是得益者。

　　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间摸爬滚打发展起来的，国外市场经济，国内是计划经济，当年我们是在两个的夹缝中实践。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改革政策的实践者，什么东西符合社会的潮流，符合经济的规律，怎么跟上它的节拍，我一直在摸索。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确定了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慢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个了不起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大国，必然会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也会走社会主义，任何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还是要回馈社会的。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看会是100年不变。

　　加入世贸组织同样是最重要的改革。真正的强国一定不是封闭的，要与世界的大环境融合才能壮大。池塘有多大，鱼就有多大，在我们河里的鱼是草鱼，到了大海就是鲨鱼。

　　《商务周刊》：您如何评价民营企业在30年里的角色演变？

　　鲁冠球：事实上，民营经济从1949年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之后就没有消失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最激烈的年代，我们萧山、绍兴照样也有民营企业存在，就像国外的唐人街一样艰难生存过来。民营企业有存在的机会，有它旺盛的生命力。

　　中央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已经定下来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当时推出农村承包责任制，为什么由农村的乡镇企业来第一个吃螃蟹做个体经济？因为即使失败了，成本也很小，对国家损失很小。就像香港一样，你犯法，我抓你，你赚钱，我收税嘛。我们就是试验田，成功了就向城市里推，就向国有企业推，失败了就到此为止。

　　《商务周刊》：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是一个含混的商品经济，没有提出明确的市场经济概念，期间有过几次针对民营企业的大整顿。1992年至今是第二阶段，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对于民营经济，1992年之后甚至入世之后，也还有过几次大的争论。

　　鲁冠球：国家的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气候一样不能急剧转换，由零上10度一下子到零下10度，就会受不了，政策也一样。

　　第一个阶段的反复，主要是地方上反复多，中央没有。什么事情有人关注就好，有争论就好，越到上面越统一。1988年我们的产权改革，县里不同意，到了省长办公会议上才得到通过。大家都在探索，要允许大家有一个过程。但最核心的问题是思想是不是解放。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什么要纪念？纪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商务周刊》：从1969年您的第一次创业，就挂上了宁围公社的牌子，之后无论是1980年代的产权改革，还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进入成品油批发和金融业，都是在与国有资产博弈的过程。您怎么看待现在一些领域“二次国有化”的现象？

　　鲁冠球：改革需要成本，这个成本就是需要企业来创造财富实现。谁来创造呢？谁有本事谁来创造，不能分国有民营。这个资源，谁能创造更高价值，这个资源就应该给谁。资源一定向优势集中，这是规律，是对资源负责，对社会负责。生硬地规定资源给谁是不符合规律的。

　　现在有些领域是出现了资源和财富向国有企业集中的趋势，但没办法，不要抱怨，我们自己干。如果我有本事他就会给我，不给我说明我还是实力不够。

　　《商务周刊》：从您的实践来看，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鲁冠球：开始国家控制你走出去，什么都要审批，样样要审批。后来从不同意去到同意去，现在是支持你出去。过去门槛很多的，现在没有什么门槛，只要达到标准，你有实力，你就可以进来。

　　不要抱怨，国家这么大，政策肯定会有局限性。你符合他的条件就上，不符合，怎么说也是没有用的。近年来我们进入银行、保险、信托、证券，找过证监会、银监会，这些地方我们都能够走得进去，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实力，不然人家怎么支持你也没有用的。比如原来是军转民，现在是民转军。1998年江泽民在国家科技大会上就提出民营企业可以搞军工，为什么最近两年才实现？就是思想解放和实力问题。

　　我对政府的期望没有太多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推进和国际融合程度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好。

　　《商务周刊》：我们很惊讶您经过这些年的风雨之后对大环境的从容态度，但现在确实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抱怨环境反复很多。

　　鲁冠球：我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人家做得好，就说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他不检查自己问题；第二种，就是怪这个政策不行，那个政策不行。我想大家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究竟有多大的能量来做？现在做事情的人的能力是不是比你强，人家强就只有给人家做，你只能提高提高再提高。

　　现在驾驭改革的人大方向没有错，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想要把事情做好，他要国富民强，现在有些事情做不下去，一定有他的难度。我们要求国家要理解我们，我们也要理解国家。

　　政府的角色就是负责管辖范围之内的稳定和和谐，他要做到这一点，谁对繁荣经济有利、谁对稳定有利，肯定就支持谁。政府分配资源的功能再过一万年也是这样的，资源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来分配的。政府始终是一个主宰。这个变不了的。

　　《商务周刊》：经济学家吴敬琏说，30年的改革中，我们的经济改革呈现大跨步的前进，但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并没有跟上。去年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您对下一个改革阶段中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期待？

　　鲁冠球：政治体制肯定要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改成美国那样，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不管怎么改中国肯定是一党制，不会是多党制。

　　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大的经济基础上去，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什么改革都是要成本的啊。胡锦涛主席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要有条件的，低工资你要加上去，保障你要加上去，都要有钱，有实力。

　　朱基提高了市民的收入，温家宝提高农民收入，每年加上三五百亿哪里够呢。实力有了就好解决了。

　　我看政治改革得再有30年才能见到效果。现在肯定要提，但效果未见得好。现在在农村做做实验田，先选选村长，县长都不可能；在民营企业做做实验田，铁道部不可能搞，工商银行也不可能搞。

　　我认为，下一个30年，先要把选民的素质搞上去。中国现在的人口主要还是农业人口，要让这些人逐步提高上去，很简单，有钱就会读书，读书了素质才会提高上去。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实力。

　　《商务周刊》：但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已经在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地方政府成为大的投资公司直接参与到经济中去，权钱结合的坏的市场经济被很多人质疑其可持续性。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在稀有资源的分配中，都伴生了大量的腐败。同时，整个社会阶层分化在加速，社会公众心态失衡。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鲁冠球：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这些问题的。这个差距始终存在的，基尼系数不断拉大，矛盾越大，这是规律。那么这个矛盾要缩小，靠什么？不是把高的打下来，而是要把低的拉上来，只有国家实力大了，转移再分配，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那么分什么呢？还是要有实力为基础。实力提高了，矛盾就少了。

　　《商务周刊》：除了政策环境外，近年来有很多民营企业在做大之后，必然面对在资本和国际市场方面的拓展。但很多企业却倒在了这两个方面。而您却带领万向在这些领域稳步前进。您有什么可以告诫民营企业家的吗？

　　鲁冠球：我始终有一个观点，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做事，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你有能力，你有好的实业，但不进入资本市场绝对做不大。但如果没有实业，没有实力，你想搞资本市场绝对是空中楼阁，一定是建立在沙滩上。

　　资本市场一定是建立在信誉之上，信誉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千万不要颠倒。你有实力、有信誉，人家才会把钱交给你。假如你有实力、你有实业、你有信誉，你就应该进入资本市场，去主动配置社会资源，有多大本领就配置多大资源。

　　《商务周刊》：最近几年我们进入了一个大的调控时期，国家在紧缩银根、地根，相对来说在这些方面本来就不具备优势的民营企业受损很大。您怎么看这一轮的宏观调控？

　　鲁冠球：我认为温家宝总理下手还不够硬。调控资源就要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是优势方面也不够。比如大电网，本身资金不够，投资不够。还有电厂，一吨煤的发电效率比小电厂高很多，煤炭也是稀缺资源，你为什么不发给大电厂而要小电厂浪费资源？

　　《商务周刊》：但万向也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否也应该给小企业更多的机会？

　　鲁冠球：凡事有时间的限制，当一个时间段过了，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我们原来吃树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现在忆苦思甜再去吃这个怎么可以？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现在面对全球的竞争，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问题。

　　《商务周刊》：您领导万向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农业、金融、资源品以及创投领域，脱离了过去纯粹靠汽车零配件的形态。对于万向来说，其中的转变和风险是什么？

　　鲁冠球：企业越大，危险越大。过去我遇到困难，有一两个人可以帮忙挺过来。但现在不行了，过去可以帮我的人现在不一定帮得上了。现在只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有多远，就走多远，如果看得足够远，风险就会小一些。

　　我原来只能捡别人剩下的，搞农具、汽车零部件，发动机都没有条件搞。开始从不懂到懂，从少到多，从差到好，全部做好这一套就完了，市场饱和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实力，有自己的资源，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要往更高的方向投资。让国内后来者接我的班，我去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产业，比如，太阳能发电、清洁能源等。

　　要判断整个社会的趋势，不仅要看到浙江，看到中国，更要真正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的竞争；钱不要投入无效益、低效益的地方，一定要投到高效益的地方；不仅看现在，还要看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商务周刊》：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鲁冠球：人才，要以人为本。有的人管100个人，利润几个亿; 有人管几个人，利润就有几个亿。所以我要培养一批有大智慧的人，有高品德的人，要让他走出去，让他实践，让他得到利益。你买设备可以花几百万、上千万，对人更要舍得投入。一个人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是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打胜仗。